新年願望：政府幫香港追回未來！

(刊於AM730，2012年12月31日)

上周談到政府應盡快善用黃金五年賜予我們的充足公共資金，牽頭投資香港的服務業軟、硬件容量，盡快追回過去十五年的投資不足(underinvestment)，把握只遇下兩年的黃金五年。那到底我們政府有多少錢？

截至年中，庫房中無需用作捍衛聯匯的財政儲備達6,700億，假如加上過去五年「派糖」的2,000億，以及預期黃金五年最後兩年的財政盈餘，政府這幾年間總儲備隨時高達9,500億。若大家還在數1,000億有多少個零，筆者嘗試幫助各位理解這天文數字到底有多大：2001/02至2003/04年間香港錄得史上最嚴重達1,650億的財政赤字，亦是對我們經濟最大的壓力測試(stress test)，與目下黃金五年盛世實有雲泥之別——樓價由97年高峰大跌七成、銀行體系嚴重過度借貸 (貸存比例(loan-to-deposit ratio)在1997/98年泡沫爆破時高達150%，相比今天不到70%) 、通縮6%(相比今天4%至7%通脹)、失業率高見8%(相比今天全民就業水平的3.4%)，與今天歐美不遑多讓。

換句話說，9,500億儲備可以抵禦至少六次香港近代經濟史上最嚴重的危機，如此嚴謹壓力測試可謂一絲不苟。未雨綢繆固然無可厚非，但杞人憂天則未免矯枉過正。畢竟「挪亞方舟式」的洪水不算十分常見。

但庫房充盈絕非等於要盲目派錢！假如「派糖」真的能紓緩香港服務業軟、硬件容量雙樽頸，那連續派了五年理應早見成效，今天實在切忌重蹈覆轍。既然過去十多年投資不足，今天我們既有資金、又有市場需求，實沒有絲毫空間再把公帑白白派出，而是要作出矯正和補償投資(remedial investment)。過去五年我們已「派糖」2,000億，足以支付政府半年開支，也就是已派走30間科大或瑪麗醫院——這不禁令人思量，派去的錢，是不是其實可以在這幾年間換回新醫院、醫生以縮短公立醫院新症輪候時間？或者新的大學宿位，讓住處較遠離校舍的年輕學子，不必每天長途跋涉上學？又或者更新型號的環保巴士，讓在市區上班的打工仔，不用捱路邊的廢氣？

香港過去的投資不足與今天潛質之優厚，好比一個小孩在小學時父母沒有投放資源栽培，到中學時才發現他天資聰穎，潛能無限，當然應加緊培訓才是。同樣道理，既然黃金五年財予香港騰飛契機，我們理應大力投資，補償過往不足，追回香港人應有的未來！

否則，容量不足只會繼續加劇揮之不去的結構性通脹，連續數年4%至7%可輕易蠶食退休長者積蓄三分一——要我們最偉大的第一代香港人拾荒度日而不能頤養天年，才是最大的不公義！ 

最後，我希望借回歸前財政司麥高樂(Sir Nathaniel Macleod)於1993/94年預算案發言，予大家思量一下公共財政的應有方針：「我相信本港市民寧願享有更佳的醫院、學校和社會服務，藉此分享本港經濟繁榮的成果，也不願見到儲備不斷增加，以致超越審慎的水平，變為可笑的吝嗇。」我相信，這也是全港市民的新年願望。

把餅造大，不要再派！

(刊於AM730，2012年12月28日)

黃金五年內第三個聖誕節剛過，也是說這個全球獨有、讓香港得以騰飛的契機只餘下短短兩年，但我們要急起直追的建港投資還多的是！

令筆者最感憂慮的是，正當香港需要大力投資，擴充佔我們經濟93%的服務業軟、硬件容量(capacity) 之時，社會上卻有聲音要求政府在施政報告和預算案中大手「派糖」甚至像澳門般「加碼」派錢，「還富於民」。HKGolden50一向認為政府絕不應靠「派糖」紓解民困。除非：一、派糖能真正解決經濟、民生問題；二、政府必須能長遠負擔開支，那派糖才站得住腳。

首先，我們眼前面對的是軟、硬件雙樽頸 (twin bottlenecks) 的問題。我們的商場、舖位、酒店、寫字樓、私樓、居屋、公屋等硬件通統不夠，所以租金急升；我們的大學學額、宿位、再培訓不足，加上即將開始的退休潮勢使我們未來十多年損失近30萬或近8%的勞動人口 (即軟件)，才是現時工資上漲，老闆一員難求的主因。軟、硬件同告緊絀引發結構性通脹 (structural inflation) ，本港核心通脹連續17個月在4%以上，政府亦估計來年通脹勢比預期高——而回歸以來的15年的平均通脹卻接近0%！

雙樽頸乃供應問題，派糖極其量是治標不治本。一天供應不增加，寬免多少個月差餉也寬免不了高樓價；一天商業硬件不夠，退多少稅也退不了高企租金！因此，現時首要任務肯定是提升生產力，使得香港能以同樣的土地和人手，創造更多價值 (value added) ，服務更多顧客。講到底，容量不足源於過去十多年的投資不足 (underinvestment) 。比如21世紀首10年內，人口多了6%又老了十年，卻連一間新醫院也沒有，但九十年代卻有八間——假如不建新醫院和增聘醫生，派多少錢也派不走人口老化對醫療體系的衝擊。當香港由今天不足100萬長者到將來超過200萬長者，先別說醫療通脹 (medical inflation) 會有多嚇人，更嚴重的是因醫院、病床和醫生短缺所引致的醫療失誤、延遲診症甚至失救，必定倍數增加！

其次是負擔。目前庫房的確充盈，截至六月底政府財政儲備達6,700億，佔GDP超過三分一，足以支持政府開支20個月，負擔能力似乎不是問題。但公帑絕非「有錢就派」，而應看經濟的潛能多大。黃金五年為香港帶來騰飛機遇，目標成為像美國人均年收入38萬港元，而非今天28萬港元的經濟毫不過份。正如仍有增長潛能的企業不會把賺來的錢「派大息」，反而會重新投資 (reinvest) 在企業身上，增加市場佔有率，換取未來更多收入；那既然香港經濟客觀而言不止於此——且看總就業人數在20個月內增加了4%，在最大基數上創最高增長 (highest growth on the biggest base) ——則今天必需大力投資，而絕非「收一蚊派一蚊」。

運用公帑要「應使則使」，財爺曾司長說得很有道理。倉庫穀物充盈，我們固然可以大快朵頤，吃一頓除夕大餐；但既然明知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更應該「種大個餅」，讓我們未來得以輕鬆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額外開支，支持經濟民生，長遠即使面對外圍風雨，每一餐都比現在更大、更豐盛。

Nokia：「香港，記住生存是逆水行舟！」

(刊於AM730，2012年12月24日)

各位末日生還者別太「得戚」！我們對香港黃金五年盛衰關鍵中「盛」的預言成真，但「衰」的威脅亦迫在眉睫，甚至可能比早前提到的曼徹斯特、威尼斯來得更急，短短幾年由盛變衰，由國際都會淪為被歷史遺忘的三流城市！

你可能會說：「曼城、威尼斯、中國由盛變衰均歷時超過一世紀，就算香港衰落也應不是一朝一夕，起碼和我、甚至我的子孫無關吧！」大錯特錯！現今科技日新月異、世界經濟全球化，城市與城市、企業與企業間沒有硝煙的商業戰爭，比以前國與國間的戰爭節奏更急、更快、更成王敗寇﹗勝出者固然能一統 (市場) 天下，失敗者則一無所有。例子比比皆是——日韓企業在短短10年間榮辱互見，三星電子在10年前市值與Sony相若，今天已是後者的14倍 ；恒生指數在1964年起始的30隻成分股，現在只剩下6間碩果僅存保住它們的藍籌地位，美國杜瓊斯指數30間公司中捱過一個世紀的更只有通用電氣 (General Electric) 。一代手機霸主諾基亞 (Nokia) 的沒落，更是商業世界中強者因不思進取、沒遠見和對世界轉變欠反應而盛極而衰的經典反面教材。

Nokia在21世紀初乃當之無愧的手機王者，不論在美國、亞洲、非洲的市佔率均獨佔鰲頭，其成功故事甚至是MBA必讀的個案；可是，傲視同儕的Nokia沒有好好運用龐大現金儲備，投資在作業系統、應用程式平台等新技術中，反而年年派大息，忽略了Apple和Google新一代智能手機 (smartphone) 的威脅。結果，直至2010年中smartphone市佔率仍多於Apple和三星的總和的Nokia，今天竟只剩兩對手總和的十分之一，市值比高位下跌90%，更面臨破產危機！

令人憂心的是，現在的香港好比兩、三年前的Nokia：金融、零售等「誠信服務業」仍稱譽亞洲，零售市場蒸蒸日上，「購物天堂」、「服務之都」地位看似牢不可破；但政府和社會各方卻沒有好好利用我們的先行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完全忽略新加坡、上海、習近平剛到訪的前海等競爭對手的威脅，年年賺大錢的同時亦派大錢，沒想過把盈餘投資在可助香港已經飽和的軟、硬件容量之上。若Nokia當年有好好把握其領先地位繼續積極創新的話，Apple等對手現在恐怕已連尾燈也見不到——香港同樣浪費了拋離對手的機會，現已被獅城趕上甚至超越！過去30年中落後香港足足24年的新加坡，現時人均GDP已超越香港四成，在日前調查中更取代香港成為全球流動富豪(mobile millionaire)在亞洲的移居首選。瑞士國家銀行 (SNB) 剛在亞洲開設首間分行，不用說了：又是落戶新加坡。

黃金五年只剩兩年，可讓我們從後趕上的時間並不多；香港要麼是像Apple和Samsung般一統天下，躍升世界級都會，要麼像Nokia般永不翻身，長期衰落。香港人，您會希望數十年後的香港是現在的Apple還是Nokia？都會間的角力還是智能電話品牌的對決皆如逆水行舟，不積極逆流而上的話，便會在歷史洪流中沒頂——我們必須萬眾一心，把香港軟硬件的容量做大做強，讓香港的龐大潛能得以釋放，朝躍升國際都會正途邁進。

完結篇

(刊於AM730，2012年12月21日)

我近半年在這此分享了很多關於香港黃金五年的知識，今天看來合適作個小總結——若大家相信「瑪雅大預言」，今天便是世界末日了！

過去兩年，我們的黃金五年小預言一一成真——香港就業人數在20個月間增加了史無前例的4%，打工仔加薪為回歸以來最高，全球經濟陷入泥沼，香港卻獨善其身，變得更繁榮；各式各樣世界級科技、時裝、美食、藝術均紛紛湧入本港——單是Apple Store已開兩間，A&F、誠品等名牌相繼落戶……香港人不用出外也逐漸享受到世界最美好的東西。去年大家或仍半信半疑的黃金五年盛港預測，現已冷門跑出，漸成現實。

儘管預測正確，我卻難以開懷，心情反而愈沉重——黃金五年(2010-14)只剩兩年，若我們因沒有好好把握這已由客觀數據展示眼前的契機，順勢讓香港躍升國際都會，因而辜負香港170年歷史使命，我們這代香港人實在難辭其咎！香港近年做漏了很多該做的事，白白浪費龐大潛能，讓同區對手盡攬機遇。在我們旅遊業還在以維港夜景和全球最小的迪士尼樂園食老本時，新加坡已積極引入Universal Studios、F1、賭場等新景點，甚至剛落成了全球最大的水族館；我們長期受制於商業硬件不足，商場商廈租金高企，過往政府在土地規劃上卻毫無反應，使年輕人就業受限、創業困難，反觀新加坡大量填海興建商業區，創造了逾30萬份優質職位。若今天是末日，新加坡在“Game Over” 這刻是贏得非常徹底！

最令我遺憾的是，我們並非輸在任何軟、硬件實力或需求不足，而是輸在日趨內向、不思求進的心態。國父孫中山曾說到：「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可見香港當年雖仍是個小小轉口港，但孫中山已理解到香港靈活變通、積極求進、開放、法治、自由等價值觀DNA是民族偉大之源。在整個20世紀，我們的價值觀出口確切地改寫了十多億人的命運——辛亥革命、改革開放時港商積極投資、保釣愛國運動等，均是香港擔當祖國導航燈塔的例證。成為積極出口優良價值至全世界的國際都會本是我們歷史使命，可是若孫中山看到今天香港卻可能會大跌眼鏡——現在整個社會的目光彷彿只聚焦在僭建、排斥內地人等幾點小像素(pixel)之上，卻對香港未來何去何從的big picture漠不關心，失去放眼世界的宏大志向。

猶幸，我們在黃金五年尚有改寫香港歷史的機會。要讓香港踏上再度騰飛的征途，現在需求、資金、人才俱備，只欠決心。常言 “Nothing focuses the mind better than hunger”(不見棺材不流眼淚)，我卻認為“Nothing focuses the mind better than objective analysis!”建立公民社會基於客觀分析，我有信心在普羅大眾逐漸明白黃金五年危與機的客觀事實後，必會重新鼓起幹勁為香港將來拼搏，創造更繁盛、更人性化的黃金五十年！

各位朋友，在此約您在末日的另一邊再見！

威尼斯：「香港，不要走我的舊路！」

(刊於AM730，2012年12月17日)

今天繼續講講世界歷史。筆者過去時常提到，若香港不抓緊躍升國際都會的黃金契機，便會衰落成像威尼斯般的明日黃花。那到底威尼斯是如何由盛轉衰？

威尼斯在9世紀前本來只是一個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的小小海軍據點；基於其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歐洲大陸只一海峽之隔)和與帝國首都的距離，威尼斯在「山高皇帝遠」下逐漸取得自治權，其後更發展成一個獨立的「地邦」。威尼斯在12世紀佔據現今克羅地亞所在的Dalmatia海岸、消滅海盜威脅，並與列強訂下貿易協議後，逐漸壟斷全球貿易，成為地中海最富裕的城邦。威尼斯的繁榮並非建基於對任何思想、宗教、政治的追求，而是務實、開放的作風和積極進取、勇於創新的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不論回教徒或羅馬教廷，只要能互惠互利便可合作；出兵佔領一眾地中海島嶼也不是為了像十字軍、英法戰爭般為了宗教或種族的榮譽，而是純粹的商業考慮；甚至在歐洲陷入宗教狂熱之時，威尼斯卻沒有任何一人因「異教徒」罪名被處死。故此，威尼斯不僅財富匯聚，亦因其思想、宗教自由度成為歐洲知識之都——在15世紀末，威尼斯已成為全球印刷書刊最多之地。

如此中世紀樂土，為何在16世紀起步向衰落？原因當然很多，但根源卻只一個——閉關自守。首先，葡國探險家發現新的貿易航道，打破了威尼斯的壟斷地位，威尼斯卻以保護主義面對激烈競爭，向海外商人徵稅，埋下閉關種子。在軍事方面，威尼斯被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和歐洲列強東西圍剿，但敗仗卻非致命——為籌募軍費，威尼斯政府出現「以錢買官位」作風，財富、權力逐漸集中在幾個望族手中，城邦的領導開始變得短視、僵化，以保障既得利益為施政目標，失去了一貫的遠見和宏大志向。結果，威尼斯陷入數百年的長期衰落，時至今日，我們只能從歷史建築中懷緬威尼斯的昔日光輝。我日前在BBC Knowledge Channel中得知現時威尼斯約900名運河船夫中，只有兩名為女性，她們更受盡排擠。這是威尼斯固步自封、跟不上時代轉變的現代寫照。

威尼斯的故事是否有點似曾相識？香港和威尼斯同樣靠貿易起家，我們引以為傲的「獅子山下」精神其實和威尼斯人當年的特質十分相近：靈活變通、開放務實、積極尋找機會，實際做事多於空想。令我憂慮的是，近十多年的香港似乎也像盛極而衰的威尼斯般，步入固步自封的困局(儘管背景非常不同)——迷失方向、「講多過做」，社會彷彿失去了創新求變的活力和決心，面對強勁對手的競爭猶如懵然不覺。猶幸，黃金五年內機遇、需求源源不絕，給予香港再次騰飛的契機。但黃金五年只剩兩年，社會各方一定要認清香港的龐大潛能和被對手取代的確切威脅，帶領香港朝正確方向重新出發——否則，我們雖然不像威尼斯般面臨被海水淹沒的「末日危機」，但香港170年的輝煌歷史同樣會以窮途末路作結。

曼盛曼衰—Manchester啟示錄

(刊於AM730，2012年12月14日)

近月英超最精采球賽必定是曼市打吡——曼徹斯特雙雄位居英超前兩名，搶盡一眾倫敦球會如阿仙奴、車路士等的鋒頭。很不幸，這是唯一「曼盛」之處，餘下的便是「曼衰」——曼城現今人口比80年代少6%，失業率達13%，遠高於英國平均；傳統富人區Altrincham大街商舖空置率竟達3成，為全國之最！300萬人的都會只有兩間米芝蓮食府，與香港的61間比較相形見絀。香港黃金五年面對的是兩極化結局 (binary outcome)，不能躍升國際都會，勢將長期衰落被歷史遺忘；曼城正是一個偉大城市衰落的例證。

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在英國發源，為人類社會、科技現代化拉開序幕，也令英國崛起成全球第一霸權。而支撐英國工業、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兩個城市，正是英格蘭西北的曼城和利物浦 (Liverpool)。19世紀初，利物浦海港貿易總量佔全球40%；曼城生產全球超過3成棉花，更有 “Cottonpolis” 美稱；世界第一條城際鐵路也在1830年於曼城和利物浦間建成。兩城雄厚經濟實力支撐了大英帝國擴張——利物浦製造的軍艦，率領英軍戰勝中國，迫使清廷在1842年割讓香港；英國積極擴張與清朝的閉關自守，一盛一衰在鴉片戰爭中表露無遺。兩城生產的英國商品也攻陷了環球市場，令大英文化影響全世界。

當年的曼城可算是19世紀的國際都會，匯聚世界最頂尖科技、思想、人才——不僅歐洲各國工人前來尋找機會，學者也紛紛到來觀摩，使各種現代化思想萌芽：自由貿易、廢除保護主義的 ”Manchester School” 出現，孕育了全英規模最大的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和25個諾貝爾得獎者，電腦科學之父Turing和分裂原子第一人Rutherford等偉人；連馬克思也在曼城工廠區中體會到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苦況，啟發他寫成鉅著「資本論」(Das Kapital)。

曼城以紡織為主的工業締造興盛一世紀之際，來自海外的競爭為曼城敲響了警號——二戰後英國第一大殖民地印度漸以廉價勞工吸引大量紡織廠進駐，曼城競爭力不再。在戰後逐漸以服務、金融主導的全球經濟大勢下，沉醉於工業皇者地位的曼城未能跟上時代轉型，結果服務業中心、國際都會地位被倫敦取代，曼城自此一蹶不振，連我當年就讀商科名列前茅的曼大，今天排名也大不如前。如今提起曼徹斯特，想起的只剩足球。

回望亞洲，現在我們面對的不再是工業革命，而是迅速現代化下衍生的服務業革命！黃金五年的第三年步入倒數，我們卻仍迷失方向，蹉跎歲月。曼城經驗說明，好景可以不常，在環球經濟大勢劇變下，一個繁盛的地方仍需不斷創新、利用其領先優勢和口碑勇於轉型和造大，才可持續輝煌；固步自封、不思進取，只會一瞬間沒落，被對手取代。機會不等人，不等曼城，也不會等香港，一旦錯失便恨錯難返——我絕不希望港人白白讓黃金五年機遇流失，像曼城般成為明日黃花。我們讀書最多後生一代的未來被新加坡、上海、前海搶走。而香港亦將繼曼城步入長期人口收縮——後生仔要移民，而我們要抛棄170年血汗成就的光輝，又一次淪爲經濟難民。

價最廉物最美——做大之時！

(刊於AM730，2012年12月10日)

其實，很多各行各業的私人企業已蠢蠢欲動，準備到內地市場大展拳腳；反而，過往的政府卻似乎仍然慢人一步，尚未看到教育、醫療等公營主導的香港「誠信行業」龐大潛能！

香港一眾公營服務質素毋容置疑，在亞洲更是首屈一指——香港這片彈丸之地在亞洲排行首20間大學中獨佔4位，13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卻只佔3間，科大剛蟬聯EMBA世界第一；我們的學術自由、院校廉潔性、國際認受性更依然遙遙領先，賄賂校方「買學位」、付錢買分數、大規模學術研究造假等已成內地學界常態的現象在香港聞所未聞；醫療方面，香港在器官移植、癌症治療等技術均屬世界一流、初生嬰兒、幼童死亡率在全球長期位列榜尾，03年沙士期間的「壓力測試」(stress test) 更充份彰顯了醫護人員專業精神和效率。對比內地醫院治病靠關係、靠紅包，新症動軏施以吊鹽水、抗生素等等，不論制度或技術仍與香港有很大距離。

香港醫療、教育不僅服務優質，更是價廉物美——香港人均醫療開支差不多是發達國家最低，僅經合組織 (OECD) 7成、英國三分二、美國三分一；教育方面亦如是，香港不但學生支付每年4萬餘的學費遠低於歐美，而政府的教育支出在先進國家中亦屬偏低。當一門生意成本低品質高而顧客需求龐大，老闆當然會全力擴張，增加容量吸引各方人客；香港教育和醫療服務的最大老闆——政府在過往幾年卻似乎反其道而行，絲毫沒有進取之心！公立醫院十年一所也沒建、大學學位數量十年如一日，唯獨建設了幾百米高的沙包陣；與此同時，新加坡已極力招攬世界名校落戶、引入大量海外醫生，把自己定位成亞洲醫療和高等教育中心！在對手全力進攻之時，我們卻只懂龜縮在後場防守。且看歐洲足球，從沒一支球隊守和全季38場後奪得聯賽冠軍，進攻永遠是致勝關鍵——我們坐擁一眾世界級服務業「前鋒」，是時候主動出擊，搶回本應屬於香港教授、香港醫生的商機、就業機會了！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些服務業的出口非但為了「搵錢」、就業，更關乎香港國際都會地位：以教育為例，吸納世界各地留學生的教育系統絕對是國際都會的一個標誌，因為它不僅出口學位、知識，更出口了價值觀。倫敦之所以成為偉大國際都會，非因它城市本身、以至全英國的經濟文化實力，而是因為它強勁的價值觀出口——倫敦本科學位數目達3萬，比香港多近倍，其留學生總數更高達11萬，為全球最多，香港約4000內地留學生登時相形見絀；這些留學生在倫敦求學、生活多年後，自然會受倫敦的文化、價值觀薰陶，在他們學成歸家後，便一併把價值觀帶回其故鄉，影響當地社會！借鏡倫敦，我們與其只讓700萬港人孤芳自賞，不如開放給13億人的祖國、71億人的全世界，讓全國、全球公民到來感受我們賓自如歸的服務態度、體會我們歷經170年磨練的優秀價值觀，讓香港誠實、勤奮、靈活變通等價值得以傳揚至全世界。

前紐約，後矽谷

(刊於AM730，2012年12月7日)

香港由小漁村蛻變成國際大都會，創造舉世罕見的經濟奇蹟，箇中主因肯定是經濟自由度和地理多元性 (mixing effect) ：我們發展建基於全球資金、客源自由流出流入，結果讓財富、人才、知識匯聚在港——外國企業來港投資、外國人來港成立公司、香港人到外地及內地創立事業……英資企業如太古、怡和在港發展逾一世紀、英國人在港成立匯豐銀行、港企利豐在內地建立大量經銷中心等等，只是商業流動自由進出香港例證的冰山一角。但大家又有否想過，經濟自由度提升帶給香港人最大契機現已大刺刺放在眼前？

這個契機便是一向以製造業主導、貨品出口佔全國4成的廣東省隨著人民生活水準逐漸提高，正步向以服務業和高技術主導的經濟體！對港人而言，這絕對是當年廣東改革開放、港人到內地設廠後又一次黃金機會——香港大學到內地成立新醫院，便是香港服務業開始進軍內地的一個先驅：內地服務業的質素及信譽仍未成熟之際，質素世界首屈一指的香港「誠信行業」如醫療、金融等正好滿足廣東居民對這些服務的龐大需求。儘管港大深圳醫院現時仍面對法制、工作文化不同等困難，但30年前港商剛北上開廠時，時常面對斷水斷電、貪污，何嘗不是千辛萬苦？雖然內地客來港、港商北上仍面對種種問題，但這並非我們閉關鎖港的理由；相反，我們應致力把700萬顧客的市場，擴展至1億顧客的整個廣東省，因為這正是香港未來服務業發展——亦即大多數港人事業機會——更上層樓的關鍵！

中港經濟自由流通更帶給我們一個倫敦、紐約也沒有的獨特優勢——香港、廣東各取所長！隨著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陸續落成，最優秀的醫生、排名最高的大學，以至全國最先進的IT科研、廉宜勞動力，通通能在以香港為中心的「一小時生活圈」找到。這從香港、深圳漸形成的分工可見端睨——香港繼續擔當金融中心角色，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落戶、港交所配股半小時內被搶購一空，足見香港金融業全球領先地位日漸鞏固；深圳則已成全國人均GDP最高城市，更因騰訊、阿里巴巴等內地IT巨頭落戶而有中國矽谷美名。香港金融和深圳高科技的協同效應 (synergy effect) 不可小覷——Facebook營運和上市尚要穿梭橫跨美國東西岸的紐約和矽谷，「中國矽谷」深圳和「中國紐約」香港卻僅一河之隔！當金融中心、科研中心甚至世界工廠均在香港一小時車程以內，這個「超級都會區」的經濟潛能可想而知！

香港和廣東省在經濟及文化交流上逐步邁向「一個城市」(One City) ，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頂級醫療、教育、科研以至工業、工人，通通匯聚於這個都會區中，任何行業的企業、人才均可在港、廣間取長補短，從中套利 (arbitrage)——這絕對是在倫敦、紐約也找不到的優勢！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與其以敵視態度對待，我們何不想想如何與廣東這個關係愈見緊密的兄弟互惠互利、共同前進，在一國兩制給香港的自然優勢下，合力把東西南北機遇盡攬囊中？

頭號熟客，最差待遇？

(刊於AM730，2012年12月3日)

上周談過中港經濟自由流動之重要性。其實為何在中國高速發展30年、經濟步向現代化之際，內地旅客、企業仍如此依賴香港服務業？原因離不開香港與內地服務業水平的巨大差距——興建全球最長大橋、一二三環公路對財雄勢大的中國可能易如反掌，但建立軟件制度和優良服務態度，以至保障生命的食物安全課題，卻是比興建硬件困難百倍！

香港服務業佔GDP高達93%，全球首屈一指，當中更以中小企和水準極高的跨國企業主導——在激烈競爭下，香港各種服務業大小提供者均力求創新、追求完美，也間接衍生香港各種優質服務在各區均星羅棋布的高度便利——由於每區的便利度也大同小異，上水居民甚少在假日到元朗遊覽購物；中港之間則不同，中國的服務業密度僅43%，與香港有雲泥之別；即使上海、廣州等國內一級大都會，服務佔GDP也只約60%。在一個每10個人有9個皆從事服務業的地方，對服務業的要求自然比一個50%人口是工人農民的地方苛刻——因為大部分顧客自己也是服務從業員！佔全國商品出口四成、仍是遍地工廠的廣東，居民對美食、酒店、零售，甚至醫療、環保的要求自然不及自己每天提供優質服務的香港市民。

更甚的是，香港一直以金融、醫療、高端零售等誠信產業掛帥，國際間法制信譽一等一，內地十大珠寶商仍有7間為港商便是力證。而內地則在誠信、營商手法等仍尚有不少改善空間。所以，它們與香港在購物、飲食，以至金融、醫療等服務業的面貌仍有很大分別，香港無論在質、量皆遙遙領先！這解釋了為何內地人對港服務需求在近年湧現——兩地的「水位」相差太遠，才導致如此「洪水」！

中港經濟自由化另一關鍵便是基建的大量投放——看看670億的廣深港高鐵和470億的港珠澳大橋，環顧全球，並沒有任何一個「過了發育期」的已發展大都會，會投放如此巨額資源在基建上，恍如一個50歲中年人仍每餐吃4碗飯快高長大一樣！兩項基建有如兩條大動脈一樣，從珠三角各大城市直通香港的核心地帶。大家可能仍未想像得到廣州人乘高鐵只需48分鐘便能直達尖沙咀，甚至比香港至澳門船程還短；珠三角西部居民亦只需30分鐘便能經港珠澳大橋抵港！屆時香港一小時車程覆蓋的便不再只是700萬的香港人，而是全國GDP最高，最開放、最外向的廣東省1億人口！接通兩條大動脈的珠三角和香港簡直像有兩個心臟(但沒吃禁藥)的岩士唐(Lance Armstrong)一樣，在國際競爭上一副冠軍相！

回顧香港百多年服務各國人民的歷史，中國內地——尤其是珠三角——肯定是我們「頭號熟客」！那麼，為何頭號熟客，卻得到我們最差待遇，甚至想除之而後快？香港乃依賴服務出口，亦即「顧客入口」的細小經濟體，閉關鎖港、「塘水滾塘魚」，最終池塘只會剩下乾枯鹹魚；唯有把香港服務業的餅造大，開放予世界各方「大魚」——包括內地顧客來港光顧，方為社會繁榮、均富、人性化發展之源。

全球一市場——獨欠祖國？

(刊於AM730，2012年11月30日)

上回提及外來賓客乃香港未來經濟發展和下一代前途的關鍵，我們應更開放予更多海外及內地顧客、企業來港。事實上，香港與大部分經濟已達至「同一市場」狀態，他們的人才、資金、企業均可自由流入；可是自97回歸以來大多時間，我們面向毗鄰亞洲最大市場——祖國的關卡卻「有出冇入」！

何出此言？回歸前後，港人北上均易如反掌，只需一張回鄉卡；內地公司和客人來港在回歸前也相當容易，外國人要跟內地人開會、簽約均在港進行，香港百多年來一直是中國面向世界的大門(gateway)。但在回歸後頭幾年，港人北上依舊容易，「南下」流動卻因中、港兩方沒有思量好「一國兩制」下的經濟關係如何詮釋，結果築起種種人為阻隔，內地人來港難似登天！當時內地商人來港動輒需經市、省甚至中央政府花幾個月層層審批，時常無法如期出席在香港的商務會議，會中內地代表分區出現一行空椅子乃等閒事。結果，香港這個中外gateway門塵漸封，當時的香港可能是全球最難見到中國內地人的地方！外國人只好直接與內地人經商，繞過香港，結果使上海、北京等地發展成對外的gateway，豪華酒店、商務中心拔地而起。商機、人才紛紛繞道而行下，難怪香港在回歸初期會因經濟「空洞化」(hollow out)而使百業蕭條了。

在21世紀初期樓價跌了七成、通縮6%、8%失業率好比現今歐美，26萬人負資產、「一蚊雞」也沒人買的艱難日子，為何沒有人提出讓內地人來港買樓刺激樓市、開放予內地旅客來港消費振興零售業等的「靈丹妙藥」？當年樓價、租金因經濟空洞化、機會流走而「跌突」，也為近幾年的大升市埋下伏線——經濟、地產市場大起大落造成種種社會問題，全因我們一直沒有好好思考和釐清我們和祖國間應有的經濟關係所致。幸好，經濟壁壘隨著2003年起自由行等政策實施後逐漸瓦解，就如庫存多年的水庫突然排洪一樣，其威力當然驚人——在2000至10年間，香港往內地旅客人次由於流動一向自由，增幅僅35%，年均只3%；但同期內地來港旅客人次則因壁壘突然倒下，結果急升近5倍！

近來社會有很多妄自菲薄的言論，說香港需要內地接濟、要中央特別優待香港云云。其實，香港不需內地甚麼派糖、恩賜；我們對中央只有一個簡單要求——令香港和內地的經濟與香港和世界各地其他國家的經濟一樣自由，讓香港正服務的「全球一市場」中加入明明近在咫尺的祖國！中國和香港有如同一屋簷下的家人一樣；外來人客拜訪可自出自入，但中國人到「隔籬房」的香港卻要經過重重手續，實在極不合理。當然，內地機遇規模龐大，對香港經濟和社會影響不小，流入客人、需求的「量」需小心調節；但眼下急務應當是擴充服務業硬件配套，盡量把握這些外來機遇。否則當這些顧客捨港而去，香港下一代就業與發展前景就會拱手讓給新加坡、上海甚至前海等積極進取的對手，其時後悔，實「再回頭已百年身」！

外來賓客乃我們均富之源

(刊於AM730，2012年11月26日)

近日中港矛盾成社會焦點，不少人萌生排斥內地人之心。但我卻要在此提供一個「冷知識」——從經濟上看，香港人閉關鎖港絕不可行。首先，香港只是個人口700萬小型經濟體，若只服務自己人，最多也只會創造700萬顧客的價值，難有增長；沒有增長便難有新機遇和職位提供社會流動性。以飲食業為例，要一年增長10%，難道要日益注重飲食健康的港人每年多吃10%食物？當然不可能！

其次是我們龐大的入口帳——我們每天由起床到睡覺，吃的食物、穿的衣服、用的手機電腦、甚至水電，通通要由外地進口！數十年前，我們出口輕工業產品支付入口帳；今日香港服務業主導，我們便以「服務出口」(service export)「埋單」 。服務出口即是顧客入口，香港茶餐廳不會把雲吞麵郵寄往東京，而是需要該名東京旅客花上財力、時間，長途跋涉乘飛機來港親臨餐廳，享用那碗新鮮熱辣的雲吞麵。我們服務越多外來人客，便能賺取更多收入，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幫助更多弱勢社群、提供機會給年輕人上流，使香港更繁盛、更均富、更人性化。

既然外來顧客如此重要，我們又怎能選擇性排斥佔我們客人一大部分的內地人？正如我多次提及，內地對香港服務業的龐大需求是我們達至均富、和諧的契機：大量內地旅客來港消費，在香港零售、餐飲、酒店等行業帶來了大量無需高學歷的銷售員、侍應、導遊等職位，令低技術人士得以自力更生。但北水南流惠及的其實絕不止基層市民！以提供大量優質高收入及中產職位的金融業為例，目前在港的中資金融機構已達59間，比5年前增加逾5倍，在港招聘大量員工；人民幣在港存款、結算業務急速發展，有潛力創造數以萬計職位；更別提每年申請來港上市的中資企業了！一位有意在港開拓金融業務的內地企業高層更形容：「香港是個IPO的大碼頭！」一國一市場下，北水南流絕非只是零售、旅遊的故事，而是佔香港GDP 93%的所有服務行業中每位老闆、員工，和他們數百萬家人的故事！

國際都會的兩個特質正是服務出口和價值出口 (value export) ，吸引大量外來顧客之餘亦讓他們感受當地的先進、人性化價值觀。香港的貿易總量為GDP近4倍、旅客人次為本地人口6倍，經濟、客人的流動均已遠超本地規模，開放性早達國際都會水平。當年孫中山來港求學，結果把香港價值帶回中國，推翻5千年帝制，是我們170年來價值輸出這優良傳統的寫照；在我們過夜旅客即將超越倫敦、紐約之際，我們又是否希望突然閉關自守？與其敵視可能稍欠禮貌的內地旅客，倒不如放開懷抱讓更多內地普羅大眾、學生來港，體驗我們的先進價值、公民社會，讓自由行成為「感受自由、誠信之行」，向內地出口價值 (export values) ；香港對祖國最大貢獻，無疑是帶領中國在軟件、價值觀上逐漸與全球接軌，我希望香港人不要辜負170年的使命，真正發揮我們的潛能，潛移默化影響中國、影響全世界。

我們怎能讓香港敗下陣來？

(刊於AM730，2012年11月23日)

周一談及香港作為跨國企業總部的優越性，本應在亞洲難逢敵手，各行各業、歷史悠久的著名西方企業更已把香港作為基地。但最近澳洲會計師公會的調查卻為我們響起警號——有59%香港商界人士認為新加坡才是設立公司總部首選，選擇香港的則只有22%！究竟，我們為何不知不覺間失去了一向的核心優勢 (core competence) ？原來，當香港過去幾年空想不做、浪費時間，只會堆起沙包陣時，區內對手已火力盡開、全速前進——新加坡早已悄悄狙擊香港的弱點，在過往6年經濟表現遠遠跑贏香港 (人均GDP現已超越香港40%)，一吐之前30年皆落後香港的烏氣！

針對香港商廈的高租金，新加坡政府在過往6年濱海灣 (Marina Bay) 填海建造全新商業區，提供相當於整個中環的寫字樓樓面面積，控制整體寫字樓租金以利誘被香港貴租嚇倒的外國企業，提供逾10萬優質職位，即差不多香港10年大學畢業生的機會！香港西九文化區拖延14年仍未上馬，新加坡卻在短短6年內建好規模達西九2.5倍的都市綠肺 Gardens By the Bay，於今年6月開幕，對香港而言是當頭棒喝；香港旅遊除標榜購物外未見有世界級景點，新加坡則引入賭場、環球片場、夜間動物園和F1賽車等盛事極力洗脫沉悶形象爭奪旅客，甚至已落成一個比啟德大兩倍的郵輪碼頭；香港國際學校嚴重短缺，家長動輒需付數百萬購買學校「債券」才能確保學位，令不少外國人才卻步，新加坡則鼓勵國際學校進駐，近5年已有十多間新校開幕；新加坡在過去幾年積極引入海外醫生，大力發展醫療旅遊，已搶在質素頂級但捉到鹿不懂脫角的香港醫療業前，喝了醫療旅遊產業「頭啖湯」……總之，我們沒有的，他們搶奪先機；我們不夠的，他們廣建容量；我們有的，他們做得更大更好！

相信各位看到上述例子都會感到悚然心驚——敵人瞄準槍頭對著我們、在多個戰線全力進攻時，我們竟仍思前想後、議而不決，彷彿活在一個沒有其他對手的真空世界一樣，完全忽略對手威脅。更令人氣憤的是，我們不是輸在軟件制度，而是硬件不足！在黃金五年資金需求皆充裕下，理應最易解決。以外國人不願來港生活的一大主因——空氣污染為例，其實我們只需花60億 (現時財政儲備不到1%) 資助巴士公司更換高污染的舊巴士為環保新型號，已可消除40%的路邊污染源！偏偏一直沒有人有決心和膽量提出如此簡單的解決方案！在講求腦力的現代經濟戰爭中，我們卻因獨欠處理應做之事的決心而輸在最原始的硬件上，實是天下間最「唔抵」的敗仗！

話雖如此，要我在香港的「有力無心」和經濟低迷西方國家的「有心無力」比較，我仍會選擇前者——皆因心變，只一念之差。近日社會多了比較香港新加坡，這種「為香港照鏡」的討論絕對是好事——希望在整個社會都明確了解香港正落後於人的現實後，我們會團結一致保衛家園，集中火力在香港現時急需的軟硬件建設之上，奪回本應屬於香港下一代的機遇！

香港人，請把握閃光燈下的一刻

(刊於AM730，2012年11月19日)

上回以Prada例子論述旅客到港對整體經濟和就業的重大貢獻；事實上，黃金五年中大量中外企業相繼來港集資上市(除Prada外，已在港上市的國際零售品牌還有L’Occitane和Samsonite)，大大刺激香港金融業發展——英國智庫CEBR剛在數天前指出，香港將於2015年超越倫敦、2016年超越紐約，成為世界第一大金融中心。

有見及此，不少世界金融業巨頭均已制訂遷都來港大計：紮根倫敦逾160年、歷史比滙豐還悠久的保險業老字號保誠保險 (Prudential)在亞洲成為其盈利增長火車頭下，正考慮把總部搬至香港；投行一哥JP Morgan已把其環球投資銀行部主管調至香港；四大會計師行之一的畢馬威(KPMG)更身先士卒，率先把全球總部遷至香港！連當年因憂慮回歸問題把總部由香港遷至倫敦的滙豐銀行也正計劃班師回朝——若最終成事，滙豐在這20年的經歷無異是東方、西方一盛一衰的寫照。

香港一向標榜發達的金融及專業服務業，故你對上述公司來港也許並不驚訝。但接下來的例子，你將更意想不到：世界最大零售商Wal-mart在香港沒有分店(在內地倒有近400間)，卻在2008年在香港設亞洲總部；化工巨頭BASF的亞洲總部決定留守租金高企的中環；通用電氣去年8月於香港設立全球增長及營運總部，管轄美國以外所有地區業務發展；日產汽車甚至把旗下豪華品牌Infiniti總部設在香港。香港並無任何化工廠、電器廠、車廠，何以這些製造業龍頭卻選擇以服務業掛帥的香港？

這全因為我們的誠信、法制、開放及軟硬件配套的質素，皆是全亞洲最好，不論東京、北京、新加坡皆難以媲美！論信譽，我們在亞洲首屈一指：香港在講求誠信的行業，不論金融還是珠寶仍是獨佔鰲頭——內地十大珠寶品牌，周大福、六福等港商仍盡攬前6名；內地人想買貨真價實的金飾，依然是選擇光顧香港人。論地理環境，我們佔盡地利：香港背靠龐大祖國市場，4小時機程覆蓋的GDP總量為新加坡8倍——亦即我們涵蓋的市場、客源經濟價值是新加坡8倍！

黃金五年盛況不單由數據引證，亦已呈現在一連串流入香港機遇的實質例子。我身為亞洲人做夢也不會想到保誠、JP Morgan、通用電氣等西方標誌性機構(iconic institutions)會落戶任何一個亞洲城市，遑論香港！但相信保誠的總裁應未想到他們來港後，最大考驗卻會是尋找寫字樓和為員工子女安排國際學校學位！正如GE Capital一名駐港高層曾說道： "Had I known it would be so difficult to get my kids to school, I would not have chosen Hong Kong!" (若早知為孩子找學校如此難，我當初便不會選擇來香港！) 

香港在這國際焦點匯聚、各方閃光燈照耀的百年一遇難得時機，明明有資金有需求，卻對已降臨的種種機遇視而不見，硬件建設上毫無反應，結果令外企可能因硬件成本高昂、容量飽和插針不下而卻步——失敗本身並不可惜，在天時地利、成功因素俱備下，卻因沒抓緊機會而錯過躍升國際都會的黃金機會，才最令人扼腕嘆息！我們是否忍心讓我們的下一代承受機會盡失、事業苦無發展機會的惡果？

牽一髮而利眾生

(刊於AM730，2012年11月16日)

上回提及金融對香港社會經濟的龐大效益；其實，「流動產生更多流動」 (flows beget flows) ——即一個行業機遇流入會帶來更多其他行業機遇——絕不限於金融，而是遍布各行各業，這亦令香港不只是如巴黎、柏林、悉尼等普通國際城市 (international city) ，而是有潛力躍升為與倫敦紐約齊名的國際都會 (World City)！

國際都會理應多姿多采、五光十色，一切最新、最好、最人性化的東西應有盡有，而 “flows beget flows” 正能為香港帶來這些特質。「流動產生更多流動」可用名牌Prada的例子闡述——一個Prada手袋在巴黎售出，對法國GDP的貢獻與該手袋價值相差不遠；但同一個Prada手袋在香港售出對整體社會和就業來說卻不只惠及個別工種、行業，而是令全民受惠的扶貧、均富之源！

何出此言？自由行落實以來，大量高購買力的內地客來港消費，使Prada、LV等名牌銷情強勁；其他國際品牌有見香港成為全球實至名歸的購物天堂，紛紛到來分一杯羹——早前A&F大隻佬在鬧市出沒、Forever 21開設巨型旗艦店，甚至全球第100間Apple Store、台灣以外第一間誠品書店、大堆讀音不詳的朱古力品牌統統在香港立足！除開店外，也有很多外國零售商來港開立區域總部，創造許多辦公室職位。去年香港共100萬韓國旅客到訪，成為最受韓國人歡迎目的地，而韓國旅客在港最常購買的竟是電子產品——香港為亞洲少數首批發行iPhone 5地區，名單上卻不包括首爾。香港人之所以能足不出戶享用全球最先進、最新穎的電話、手袋、朱古力一應俱全，亦是拜每年訪港數千萬旅客所賜。

內地人來港購物的第一個流動，帶來了全球公司相繼來港開店、開設辦公室的第二個流動，令香港成為購物之都、國際企業中心，大量低技術的零售、旅遊、酒店就業機會和辦公室中產職位令社會各階層受惠。但故事不止於此——Prada蜚聲國際，大可選擇倫敦、紐約集資上市，但它卻挑選位處共產國家的香港，家族大部分資產變成港元結算的股票，足見它信任一國兩制下香港對其資產的保障及增值更勝於倫敦紐約！

黃金五年自由行商機絕非只是銷售員、酒店服務員、舖主的派對——寫字樓的接待員、秘書、文員，以至金融界的銀行家、會計師、上市律師同樣是受益一群！過去20個月香港就業人數在歷史高位再急升4%，高基數 (high base) 下仍能創出過往30年最快升幅，亦歸功於“flows beget flows” 龐大威力——外來流動帶來的就業機遇，肯定是香港年輕一代事業發展的關鍵。但這 “highest base, highest growth” 情況卻同樣呈現在飆升的硬件租金上——銅鑼灣已超越紐約Fifth Avenue成為全球最貴租購物區，呎租高達巴黎的近2.5倍、米蘭3倍、新加坡7倍！這個第一絕非可喜之事，而是反映香港硬件短缺已達臨界點，急需我們趕建硬件解決！

高鐵易建誠信難求

(刊於AM730，2012年11月12日)

隨著內地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我們經常聽到一些憂心忡忡的言論，擔心上海等中國城市會否超越香港，成為全國經濟龍頭並取代我們的國際地位。其實客觀地環顧整個中國，具潛質躍升登上國際都會寶座的仍只有香港。

上周五提及要成為國際都會，必先擁有頂尖國際金融中心特質，其中最重要的是「信譽」：國際都會需以歷經年月洗禮、與全球先進價值觀接軌的健全法規、監管制度取信於各地人才，他們才會用腳投下信心一票到來營商、工作和生活，甚至已把自己家庭、事業、生命全部投入至這個地方，在此生兒育女、度過餘生。

香港在國際間「誠信」方面可說是一等一：香港在英治期間為在全球殖民地中極少數的特許城市 (Charter City) ——英國當年看準香港以至整個亞洲的龐大潛在貿易利益，故並無如在其他殖民地般採盡礦產樹木、搜盡民脂民膏而去，反而把滙豐、太古等英資大財團引入香港經商，務求「長做長有」；在這長達百多年的過程中，英國人卻同時把他們的完善法制、法治精神帶來香港。結果，香港法律、制度等軟件的DNA基本上與英國相同。時至今天，香港在價值系統和營商操守均已與全球接軌，其司法制度、對人權、自由、財產的保障和商業社會中的信譽和廉潔性已與倫敦或任何一個西方大都會無異，亦給予國際精英充分信心來港投資、工作甚至入籍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在此落地生根建立新生活。

相比之下，沒有內地城市能給予全球人民同樣信心：纏繞內地多年、關係13億人生命的食品安全問題解決無期，毒奶、地溝油、假蛋等仍令食客難以安心；傳媒自由方面，仍不時傳出才藝節目因違反「社會道德」被腰斬、甚至報社因報道敏感話題而被勒令停刊；更別提官員貪腐、環境污染、豆腐渣工程……當國民的健康、人權、財產皆未受保障，外國人又怎會有信心在內地成家立室，成為一個地道的上海人、北京人？

你可能會問：前海、橫琴等新發展區可能會參照香港制訂與全球接軌的法規制度，它們又能否威脅香港地位？恐怕沒那麼容易。要成為人人相信的國際都會，法制本身並未足夠，更重要是它們的往績 (track record) ，信任是需經時日建立——紐約、倫敦、香港的制度均曾經歷種種戰亂、經濟危機，卻依然屹立不倒、愈戰愈強。正因如此，中東富豪仍選擇把資產放在倫敦、紐約管理，而非同樣標榜與西方法規接軌的杜拜——這便是「先進制度」和「有往績的先進制度」的分野。香港絕對是後者，而就算前海、甚至上海決心進行大規模法制改革，暫時亦只能算是前者——兩者國際公信力仍有很大距離。

高鐵易建、誠信難求：儘管內地發展一日千里，但香港百年老字號「信心保證」在可見將來仍難以取代。我們與其妄自菲薄擔心香港會被邊緣化，倒不如加緊努力建設香港信譽、質素一流的服務業急需的各項軟硬件，鞏固自己的實力，繼續擔當祖國經濟及價值系統現代化的先鋒。

金融為國際都會開路

(刊於AM730，2012年11月9日)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佔領華爾街」、「佔領中環」等行動不絕。但客觀而言，我們絕不可忽略金融業對香港重要性——金融業的貢獻並不限於對就業和經濟的直接影響(佔本港GDP達16%)，更擔當了一個城市的步伐定調者(pace-setter)和服務標準「旗手」(standard-bearer)角色，剌激了飲食、文藝和各種頂尖服務的發展，對整個城市經濟、文化增值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 遠超農、工、貿易等其他經濟活動。事實上，金融代表了一種國際都會必備、凡事力求完美的態度。

回顧過去幾世紀，令本地人自豪、旅客逗留兩天便有衝動落地生根的國際都會只有兩個：倫敦和紐約。它們有個極重要的共通點——兩者均依賴金融才得以成為全球企業、精英趨之若鶩的地方。這絕非巧合——要成為影響力遍及全球的國際都會，必須先具備頂尖國際金融中心(IFC)的條件：成熟法制架構、頂尖服務能力、力臻完美的態度、高度發展的軟硬件和國際網絡。我們一直指香港有潛力成為國際都會，亦是因為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多年，具備上述各種IFC優勢。

為何金融可驅使整個社會提升服務水平、凡事力求完美？皆因金融業銷售的並非具體產品或服務，而是概念——併購(M&A)後增加盈利或集資後擴闊資金來源，均是抽象概念，故此金融是最難建立客戶信心的行業。由於信任對金融業如此重要，自然催生要求極高的法律、監管制度；再者，由於客戶極度挑剔、行業競爭激烈，金融對服務水平要求是其他行業無法比擬的：投資銀行家們不眠不休工作72小時，仍需確保招股文件每個標點符號均準確無誤——因為一個錯了的逗號可能會令投行損失數以千萬計收入！

這種追求完美態度是會擴散的——假設你是一位連續工作了72小時仍交出100分表現的銀行家，終於下班到餐廳「食餐勁」時，當然期望侍應同樣隨傳隨到、三分鐘內「落單」——because you deserve it! 對自己工作、人生有要求，才會執著於食物質素與藝術素養。一個凡事「求其」的地方，我們也不會預期它對美食、文藝等有甚麼需求。就是這樣，金融業的吹毛求疵不僅層層影響各行各業，令它們對服務質素更挑剔執着，也牽動社會整體對文藝的追求——事實上，香港米芝蓮3星餐廳全部位於中環，而2星餐廳也有八成座落中環或周邊區域！高級餐廳的落戶通過「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 向下影響整個飲食行業，使其他大眾化餐廳也精益求精 (香港飲食質素已在周一提及)，普羅市民也可享價廉物美的食物。近年香港國際藝術展(ART HK)晉身世界文藝盛事之列，歸根究柢亦是拜金融間接牽動所賜。

奧運會中大家都記得田徑短跑冠軍，卻未必記得舉重金牌得主。香港金融業就如100米短跑冠軍選手，令各界焦點匯聚，搶盡風頭。大家想想，若香港不是國際金融中心，又會否有如此多旅客光顧我們飲食、零售等非金融服務，帶來大量就業機會？金融作為國際都會品牌不可或缺一環，我們實應致力讓它繼續發揚光大，而非對它口誅筆伐。

香港—理想服務之都

(刊於AM730，2012年11月5日)

日前有報章報道香港成為全球「投訴之都」，人們每凡感到冤屈或服務不理想，便動輒投訴。當然，投訴導盲犬乘地鐵、企鵝館太凍等無理取鬧行為絕不值得鼓勵；但從正面角度想，其實正好正可能是港人對各種服務質素近乎嚴苛的高要求，催生了香港世界頂尖的服務業。

香港的服務業密度(service intensity，即服務佔GDP比例)高達93%，在全球數一數二——這數字反映的是各種不同服務在全港各區星羅棋布所帶來的高度便利和頂尖服務水平。飲食業正是香港優秀服務的寫照：香港這片彈丸之地上有近14,000間各式食肆，比人口多香港10%的倫敦的約8,000間多近一倍；在14,000間食肆當中，不少更是營業至深夜的茶餐廳和甜品店，OT到夜深的上班族或開夜溫書的學生們也可隨時找地方醫醫肚。相較之下，外國以至內地大部分地方的食肆一般8至9時便打烊。比起倫敦一碗叉燒飯動輒索價10英鎊(125港元)，香港餐廳價錢便宜近七成之餘，營業時間還要長得多，真稱得上是價廉物美。飲食業的高水平絕對可說是市民嚴苛要求「迫」出來的——食肆數目之多令競爭激烈，市民隨時可選擇同街另一餐廳；萬一服務稍欠殷勤，便會被顧客上網寫「負評」力數不是並呼籲他人不要光顧……在如此嚴苛的環境下，一眾食肆當然要精益求精做到最好。

香港優質服務當然不止於飲食業，而是遍及普羅市民每天日常生活的每一環。以每天數百萬人上下班倚賴的港鐵為例，雖然近日傳媒似乎對港鐵有不少批評，指其票價「加到盡」但服務質素卻倒退——早前港鐵在上班時間遲到10分鐘便登上各大報章頭版。其實細心一想，綜觀全球除香港外，那有一個地方地鐵遲到10分鐘便要上頭版，被全民怒罵？事實上，香港的公共運輸系統一直處於世界前列——港鐵列車僅0.1%遲到2分鐘以上，相較之下，同樣標榜便利高效的新加坡地鐵遲到比率便比港鐵高出10倍以上；出名骯髒和誤點多的紐約和倫敦地鐵更不用多提，遲到數字高達香港的逾100倍和30倍。可是，港鐵的票價卻遠低於上述比較的另外三地鐵路——跟香港餐廳一樣，香港基建服務同樣是價廉物美！

頂級的服務水平不僅令香港成為「便利之都」、「購物天堂」，也是我們的主要競爭優勢，金融、法律及專業服務等對服務水平要求極高的高端服務業成為了香港經濟的支柱。可是，我們的服務業水平卻遭軟、硬件短缺問題威脅——勞動人口下滑使服務業面臨人手短缺之患，不足應付顧客需要；商場、寫字樓短缺則令租金飛漲，商戶、企業須勒緊褲袋，服務質素同樣受損。故此，我們實在應該積極擴充我們服務業的軟硬件容量，捍衛「服務質素」這個港人最寶貴資產。

了解現在，把握未來

(刊於AM730，2012年11月2日)


香港現在面對的形勢與過去大相逕庭——以前美國「打個乞嚏」，全世界就跟著生病；現在歐美仍深陷衰退、債務和高失業的困境，加上中國經濟失速，基本上全球都患了肺癆，但香港卻仍如身壯力健的精兵，獨享百年難得一遇的高增長期。香港就業人數在過去20個月增加了4%，平均每月增加0.2%，為有紀錄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甚至比八、九十年代的高增長期還要快；更誇張的是，這數字是在就業人數已屢創新高的高基數(high base)下締造出來的，在high base之上仍持續high growth！若這個數字出現在美國，便相當於當地失業率跌至4%，奧巴馬一早便鐵定連任了！可見，我們黃金五年的機遇和帶來的繁榮景況，確是千真萬確，而且舉世稱羨。

不過，絕大部分市民卻在黃金五年(2010至14年)已過了差不多3年之際，才似乎剛剛開始察覺實況，知道這幾年香港面對的處境與過去十多年完全不同——在過去政府一直秉持「大市場盲政府」的作風下，對各種機遇均視而不見，無甚反應。結果在這個長達數年的認知延誤(recognition lag)後，香港面對黃金五年機遇和挑戰時，甚麼也準備不足 (underprepared)：土地供應儲備奇缺，難以應付人口增長和置業需求；商場供應完全跟不上香港服務業的需求，香港零售總額在2006至11年上升近九成，零售硬件呎數卻只增加微不足道的3%，以致租金飛漲，百物騰貴，市民負擔百上加斤、中小企營運艱難；寫字樓租金亦因求過於供，租金徘徊全球最高水平，數以十萬計優質白領職位不停流失至新加坡等同區對手；公立醫院十年間一所也沒建，如何面對15年後老人數目由40萬激增至120萬仍是天大難題……

猶幸，我們雖則浪費了幾年在這個 recognition lag之上，但現在掌握好形勢，明白我們需為香港發展所做的事，仍可盡量縮短「行動延誤」(action lag)，加緊抓緊時機，加大投資各項軟、硬件如住宅、商場、醫院、大學等，擴充香港賴以維生服務業的服務容量，提升我們對更多客人的吸納能力。唯有造大香港服務業的餅，香港才可享有可持續性(sustainable)的繁榮，讓政府和廣大市民有足夠經濟實力應付山雨欲來的老人退休潮；另一方面，唯有加建新的商業硬件，才可使寫字樓、商場的租金保持在本地、全球企業可負擔的水平，就業機會不致繼續離開香港，把年輕新一代的事業機遇鎖定在港。

在這香港發展史上的關鍵時刻，香港面對的是完全兩極化出路(binary outcome)——上望倫敦、紐約，向下則會淪為威尼斯般的明日黃花；因此，我們實在需要為香港加緊努力盡快建設，才可完成歷史賦予香港成為國際都會的偉大使命。

香港鬧人力荒而衰？

(刊於AM730，2012年10月29日)

在全球經濟停滯下，香港仍因黃金五年機遇獨善其身——繼去年加薪11%創回歸後新高，今、明兩年預期薪酬仍可增長4.8%和4.5%，幅度比新加坡和台灣都高；獵頭公司Hudson指出，今年第四季仍有逾40%公司計劃增聘人手，市面似乎一片繁榮。在就業人數史上最高之際，我們卻要居安思危——在全民就業而需求增加、有新客到卻無額外人手服務下，香港服務業質素可能會急速變壞，響出盛極而衰警號！

香港經濟賴以為生的是世界一流的服務業，佔GDP 93%。服務業能蓬勃發展，除了需要充足服務硬件如商場、寫字樓、醫院，也要有足夠人手在這些場地工作。但當黃金五年全球對香港服務業需求攀升，香港勞動力卻會因人口老化在未來10年下跌30多萬，縮減達8%，相當於每年少了整間匯豐及恆生的員工！日前有報導指食肆引入自動洗碗機、電子落單系統以減省人手，反映勞動不足問題急速浮現，商戶亦漸明白過去10年勞動力增加40萬、新員工垂手可得的好日子已過去。

香港經濟以「服務出口」為主，亦即相當於「入口顧客」。一名日本旅客專程請假來港品嘗地道食物，當然期望雲吞麵美味可口；一位北京遊客乘3小時飛機來港名店購物，當然期望售貨員態度殷勤體貼；這些客人對香港服務要求之高可想而知。故此，勞動力收縮對香港威脅便更嚴峻。先假設今年初香港服務業是100個員工服務100個客人，保守估計每年客人增加5%、勞動力每年收縮0.8%：按此推算，年底將是99.2名員工服務105名顧客，明年底更會是98.4名員工服務111名顧客！這意味每年需提升6%生產力才能彌補服務水平損失——由於教育、科研投資多如美國每年生產力亦只能增加1-2%，這是個極難的任務。過往報章常報導不論在攝氏3度嚴冬還是在33度炎夏，顧客均要在廣東道名店外輪候半小時；來年人手將更短缺，顧客在輪候30分鐘進店後，在店內可能要輪候多30分鐘才被服務！

今時今日如此服務態度，客人其可以捨香港取其它更便宜、服務更好的地方。今年十一黃金周，部分旅客已流失至新加坡、泰國等地，客人一走便極難回頭。在2015年美國加息和美元預期持續強勢下，香港屆時更可能會成為區內最昂貴的服務供應者，競爭力一落千丈，死於安逸之勢已成！

面對年青一代機會流失和即將退休一代福利需求龐大的嚴峻形勢，「造大個餅」為唯一解藥——與其四周派錢，我們應趁黃金五年需求旺盛，加緊投資在我們的人口和硬件，加強香港經濟實力，才可長遠支持福利和建設。加大硬件容量可使對香港服務的需求得以落戶，肥水不致流向別人田；投放教育和人口政策不僅能提高市民生產力填補勞動力流失，亦可吸引更多高技術「外援」來港幫補空缺……各項建設環環相扣，對香港發展缺一不可。在這盛衰關鍵時刻，每名香港人都應瞭解問題迫切性，發揮同舟共濟精神，在過往做漏了的事起直追，造就老中青三代均稱心如意的黃金50年。

港「潛移默化」大陸？

(刊於AM730，2012年10月26日)

前陣子跟「環保先鋒」陸恭蕙會面討論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提及粵港兩地改善空氣質素合作計劃，我不禁問：「大陸監測系統信唔信得過架？」怎料她說：在廣東的8個空氣監測站，其實是全國最可靠的監測站！原來十多年前起，廣東有關部門已向香港環保署借鏡，由香港引入世界級儀器和監控標準。這是香港價值觀影響內地的又一例證——香港人受綠色思想薰陶已久，對環保要求嚴謹，影響內地環保觀念發展，時至現在，廣東省很可能是全國最環保的省份！

良禽擇木而棲，人們在價值觀上也是「擇優而學」——隨著中港兩地交流日趨頻繁，事實是香港沒有被大陸化，而是鄰近香港的大陸地區被香港化了！深圳前海發展區計劃設立類似ICAC的反貪部門；汕尾烏坎事件反映廣東人民維權思想興起；廣州市民前年發起「撐粵語行動」，也是廣東人對文化保育重要性覺醒的表現。1億人口的全國第一大省廣東省因地利與香港交流密切，結果被700萬人口的香港價值觀潛移默化影響，成為全國價值觀最先進、最人性化的地區之一。香港影響廣東並不需要大旗幟、大聲公響亮地喊口號，而是通過人民交流潛移默化地慢慢滲進內地社會之中。

既然香港根本不是「大陸化」，而是正把內地「香港化」，我們實沒必要為香港所謂被內地「赤化」杞人憂天。另一方面，我們卻要反思一下自己價值觀是甚麼——近日長者生活津貼議題爭論不休，但不少公公婆婆接受記者訪問中，我卻看到現在很多人遺忘了的香港精神：「不希望不論經濟背景，人人都有津貼，孭死D細路！」「我尚有能力自己應付起居飲食，不想呃政府……」與植根於包括香港在內發達地區不少年輕人心中的「sense of entitlement」（不少大學生未畢業已排隊申請公屋，甚至有一畢業即領綜援的極端例子）、常認為各種福利是應得的心態相比，這些老一輩的自強不息之心和同舟共濟精神才是香港價值觀的最佳體現。不論老人津貼最終定案如何，我絕對相信歷經香港風雨飄搖歷史、抱持香港價值觀的長者們不會濫用津貼制度——因為植根他們心中的社會同理心，會令他們體諒年輕一代額外納稅補貼他們將是多麼吃力。

西方有句諺語：” If you're not part of the solution,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 在面對社會種種問題時，大家是希望成為解決辦法的一份子還是問題根源之一？例如在廢物處理問題上，香港的堆填區快將爆滿，政府推出了新焚化爐計劃；但部分該區居民卻大力反對，這種 ”not in my backyard” 的思維方式對整個社會是否有利？很多人抗拒擴建堆填區和焚化爐，但又有否真正檢討過自己的生活習慣是否環保、有沒有做好垃圾分類、循環再用，在減廢問題上成為part of the solution？核心價值並非只是一個口號，而是應該融入起居工作飲食、貫徹每天生活之中的——事事為我們共同家園著想，才是彰顯同舟共濟香港價值的真正表現。

百年價值觀先鋒

(刊於AM730，2012年10月22日)

上回提及香港優秀價值觀有能力潛移默化影響內地——這絕非甚麼新鮮事；事實上，香港一直擔當中國價值觀發展的先鋒。孫中山來港求學後推翻滿清、70年代保釣運動，以至近年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後適應嚴謹監管制度，都是香港把優質價值觀輸入內地的絕佳例子。但無論多偉大優秀的價值觀，假如不發揚光大便毫無意義！時至今日，我們沒理由閉關自守、孤芳自賞，而更應繼續引領祖國發展。

正如服務出口需要客人親身來港享用我們的世界級服務，價值觀分享亦必需外地人到訪感受、學習我們的文化和價值，才能向外傳揚。國際都會倫敦的文化、價值觀由外國留學生散播全球，香港亦應讓更多內地學生、旅客來港接受香港價值觀薰陶，親身體會這「禮義之都」的精神，使自由行成為「明白自由之行」，就如同孫中山在香港明白自由可貴、啓發他結束封建帝制一樣，把這些價值帶回祖國每個角落。

價值觀有高低之分——人只會學習好的價值觀而摒棄差的價值。港人平均每年北上十多次，也不會沾染隨處吐痰陋習；一個本來吐痰的內地人來港若受我們影響不再吐痰，香港價值觀便小勝一仗，「香港價值1:0內地價值」！當這內地人把不吐痰習慣帶回內地影響朋輩，香港價值再下一城， 2:0！近年中港婚姻已佔香港整體婚姻宗數近4成，造就很多千里姻緣一線牽的浪漫故事；這些夫妻大部分都選擇香港為落腳地，融入香港文化和價值系統。難道選擇與內地配偶結婚的香港人是自願被赤化嗎？相反，應是他們的內地配偶被「香港化」。早前有一位內地來港妻子決定捐出意外身亡丈夫器官，救回3個香港家庭，體現了同舟共濟、互相關愛的香港價值——這是一個內地人來港後被香港價值觀「港化」的感人例子。

不少數據指出現時有近30萬港人在內地定居，相當於12至15萬個家庭；但他們當中不論公屋住戶或私人物業業主，均極少放棄或出售其單位。這反映了他們雖因工作、家庭等種種原因遷居內地，但他們的根仍緊緊紮在香港——這又是一種價值觀的取向，港人不願捨棄擁有先進價值觀的家園，舉家在價值觀較落後的內地落地生根，但內地人卻爭相移民香港。這再一次證明人只會懷抱較人性化價值而摒棄較自私的價值，而不會反其道而行。

香港人並不需要當懦夫——香港價值絕對經得起考驗，我不相信香港會被赤化；反而來香港的人，不論來自中國、英國或他國，通通會被香港化！另一方面，價值觀和經濟發展相輔相成，價值觀輸出者大多為經濟、貿易蓬勃的地區，經濟實力可令價值觀的灌輸更添說服力；如果我們真的珍惜香港價值，倒不如專注建設香港軟硬件容量，紓緩酒店、商場等商業硬件的短缺，讓價值觀隨經濟發展繼續發揚光大的同時，也可使更多前來拜訪的客人們賓至如歸！

「赤化」香港？

(刊於AM730，2012年10月19日)

中東發現疑似沙士，但其實我們現在最需要提防的病症未必是中東流感，而是「事實認知障礙症」——有些人不顧事實，帽子亂扣！東北發展本應關乎香港自身土地短缺問題，卻被人扯到北京政治上去，更有人高呼香港不要「被融合」、被「赤化」！

「赤化」到底是甚麼？若是指內地人的處事作風、行為態度傳入香港，那麼現在立法會議員們、示威者大聲吵鬧、動手動腳，與我們心目中「大陸佬」形象不謀而合，又是否算是赤化？觀乎日前遊行、諮詢會的情況，若說香港正在赤化，倒不見紅旗在空中飄揚，反而見不少港英年代的龍獅旗在揮舞，香港似乎倒是重新「英化」了！現時每100個港人回內地才有39個內地人來港，我們卻差不多每天操一支超過大埔人口的「兵團」往返深圳，大量港人北上工作、購物、打高球，似乎說我們在把廣東「香港化」還更貼切。

我認為其實擔心香港被內地赤化，實是妄自菲薄、不了解我們的價值觀的堅韌度。我絕不憂慮香港價值觀被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取代——因為香港不是恆溫溫室培養出來的花朵，稍遇困難便枯萎，而是歷經170年風雨飄搖歷史衝擊磨練而成，如健身一樣越練越強，是價值觀的「大隻佬」——155年英國殖民統治誘使我們學會英文、Common Law和法治精神；二戰時日佔「三年零八個月」受盡苦難；韓戰禁運令我們被迫在幾年內完成經濟轉型；內地文革和六七暴動使我們反思何謂理想政治制度；八九六四引發30萬人移民潮，反映我們對下一代可在自由空氣中成長的堅持……每一浪都足以沖散任何社會、任何群體，香港卻一次次安然渡過，把香港人凝聚起來，文化、價值固若金湯。

可以說，香港今天的成就和自由、民主、公義和自強不息的奮發打拚精神(can-do spirit) 等價值觀，是疾風磨練出的勁草。因此，我們HKGolden50報告中亦指出香港有資格與倫敦、紐約一樣，充當價值觀輸出者 (value exporter) ，以最人性化的價值影響我們周邊的人。紐約過半數人口非本土美國白人，但紐約的「大蘋果」文化又何曾被沖淡過？倫敦多民族混雜，市內隨處聽到的語言超過500種，那麼「大笨鐘」文化又有否被磨蝕？都沒有！反而有很多外國人到訪後迷上當地文化，希望成為紐約人、倫敦人。

歷經風風雨雨，香港價值觀絕不輕易動搖；看過沙士期間香港醫生、護士在生死關頭仍救急扶危的情景，我實不相信來自內地的衝擊會有破壞香港價值的能耐。我們還有何理由妄自菲薄，擔心香港會被「赤化」、「深港融合」？深圳自30年前數萬人口發展成現在人口過千萬大都會，人口比香港還要多；但我認識的香港人中沒有一個會收看深圳電視台，反而深圳人大多有收看香港電視台（據聞現時很多TVB電視劇在廣州收視率仍高踞榜首）；過往30年深港間通商貿易增長何止萬倍計，但ICAC卻沒有因此每天疲於奔命。回歸以來香港多了80萬新移民，現時平均每天也有20多萬內地旅客在港逗留，街上的痰不見得多了、罪案數字不升反跌。其實內地人在港犯罪率比本地居民還低一半！若說香港人是一等良民，那麼這些內地旅客便稱得上是「特等良民」了！

香港百多年來一直潛移默化令到港的外地人受我們的價值觀薰陶，然後帶回故鄉——如孫中山來港求學時得到啟發，推翻5千年帝制；近20年很多國企來港上市，採納了香港與全球接軌的監管制度。我們是否希望香港引以為傲的170年優秀傳統，因一小撮人的「赤化理論」而止步於此？

「再建」香港

(刊於AM730，2012年10月15日)

回應范太月前老實精闢的意見，這屆政府的確可以修改很多以前沿用的不良習慣、不善政策。我加入行會3個月，發覺政府過往15年好像睡著了一樣，做漏了許多東西！只顧「安居」卻忽略「樂業」，只顧制定移民政策卻忽略了衍生的貧富不均問題及相應的支援——麥當勞也不會只製作漢堡包，卻不提供汽水、薯條；大家到診所看病，醫生也不會只量血壓，不測體溫吧！同樣地，政府確實需要摒棄凡事只看一面的偏頗處事方式，以全觀視野面對挑戰並尋求解決辦法，鼓起幹勁追回過往做漏的建設。猶幸我們在過往50年新市鎮發展中，累積了充足大規模建設經驗，為我們上了重要幾課。

第一課是：新市鎮、新發展區可規劃得更環保，滿足普羅市民的價值觀要求。過往新市鎮往往忽略了區內商業規劃，市民大多需跨區就業，市民每天長途跋涉的碳排放驚人。未來東北、東涌等新市鎮發展中應兼顧商業硬件，讓市民可盡量在原區就業，大大減低通勤造成的碳足印。保育和發展絕對可以並存——以我們目前最可行的大規模造地方法填海為例，極粗略估計，香港只需填去1%海洋面積，便足以容納未來三十年新增的140萬人口；要滿足我們保障海洋環境的價值觀，便一定要彌補多於1%的海洋生物量 (biomass) ——這可通過在餘下99%海域通過建立海岸保護區、人造礁石、污水減排等做到，填海選址亦可以生態價值低的海岸線為主。

第二課：規模是發展成敗的關鍵。香港人選擇住處，首重就業、購物、康樂活動等生活配套的便利。以史為鑒，香港最大新市鎮沙田在1961年第一份發展計劃中規劃人口僅36萬、1972年上調至50萬、1986年再調整至75萬……這種長期「估細數」而非一步到位的發展模式不僅令首批居民因配套未足而生活不便，追加社區設施的後補工程也使四周塵土飛揚。「規模經濟」 (economies of scale) 也適用於商業、文藝等建設——小修小補式工程無補於事，只有大規模建設才能滿足香港躍升國際都會的硬件要求。

第三課：香港地產從沒大白象！過往50年歷史中，每當我們建設新容量(不論商廈、住宅)，即使初期可能空置率偏高，新需求總會在往後接連而來——如東九龍商廈呎租早期低至5-8元仍無人問津，空置率近半；但自2007年起，高級租戶陸續從傳統商業區移來，空置率便跌至近零水平，平均呎租升至30元。西九圓方商場位置偏僻，落成前不少人預期人流慘淡，但亦因香港零售業需求持續飆升、加上商場本身規模而成為旅客高檔購物主要目的地之一。在近年來自西方、內地機遇源源不絕流入，「多多硬件都唔夠」的大勢下，任何新供應都能在短期內被吸納，故此任何能補香港燃眉之急的大型發展都應加緊上馬，東九、西九如是，東北、東涌亦如是！

我們現時絕對有經驗、有資源落實可助香港擺脫硬件樽頸、釋放潛能的各項鴻圖大計，只欠決心和危機感；現在是時候起程大興土木，擴充香港軟、硬件容量，「再建」一個更繁盛、更環保、更符合全民價值觀的香港——否則，我們便可能被迫和很多本應落戶香港的機遇說「再見」了！

造地唯一法──同舟共濟

(刊於AM730，2012年10月12日)

要可能不少香港人忘記了，「同舟共濟」亦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面對困難時，港人總會為整個社會福祉著想，把一己私利看輕一點。在1945至50年間，香港人口由60萬人激增近三倍至220萬；如此衝擊造成房屋等資源嚴重短缺，但當年香港沒因此出現暴動，也沒有歧視排斥，新移民和本地人和諧共處，互助體諒扶持，簡直稱得上是「包容之都」。在現時東北新市鎮發展的爭端中，我們必須不斷緊記這種傳統價值——東北發展影響千多戶居民，但未來發展可容納5萬多戶；我相信當該千多戶想到將來有受惠人眾，當中大部分都會肯付出一點點自己的方便來造就更多人的幸褔，讓籠屋戶能上公屋、年輕人能成家立室；未來住進新樓的5萬多戶，亦會十分感激這千多戶家庭的偉大犧牲！

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實在很多——土地短缺、硬件不足、勞動力見頂、醫療系統瀕臨「爆煲」……要拆解當前困局，我們要勇於面對過往做得不夠的事實，以移山填海之志，在幾年內追回過去15年我們港人當家作主，卻沒有做的事。幸運的是，在前年啟始的黃金五年中，我們享有全球發達國家獨一無二的第二次高增長期，政府資金、私人財富、人才、客觀需求兼備，正好給予我們一個蛻變契機，不論改善貧富懸殊、醫療教育等民生基建，現在都是最好時機，把過往170年對我們家園不滿意的地方一一改正，再建一個更美好的香港——一個更繁盛、更人性化、更有活力的國際大都會，一個可以文化和價值觀影響周邊地區、媲美倫敦紐約的價值輸出者。

目下種種迫切的問題其實正同時影響幾代香港人，需要我們同心協力尋找解決辦法，人人都要對香港寬容些，明白我們是「同坐一條船」。以商業硬件不足為例，老年一代終生積蓄受商舖不足導致加租、轉嫁給他們的通脹蠶食，叉燒飯、藥物、拐杖不斷加價使公公婆婆們吃不消；中年人在百物騰貴下，養妻活兒倍覺艱難；年輕人則因商機在港插針不下，白白看著大量本應屬於他們的優質就業機會流失外地……面對如此難題，還有時間互相爭拗、各不相讓嗎？在強敵環伺下，香港沒有空間浪費任何一分一秒的寶貴光陰。HKGolden50一向強調「機會不等人」，在亞洲這全球增長最快、競爭最激烈的地區，北有深圳、上海、前海，西有橫琴，南有步大力雄的新加坡；我們要趁香港零售、金融等服務業尚有first-mover advantage(先行優勢)，加建軟硬件讓它們發揚光大……否則，我們將來可能要到橫琴購買時裝、到深圳選購科技產品、公司要到前海上市……人家橫琴的橋頭經濟蓬勃發展，我們則只有一個(港珠澳大橋的)橋頭。當我們由first-mover落後至second、third-mover或更後時，香港人則只剩下一個last move——移民。

儘管不同的群體可能有不同的訴求，如退休人士希望政府擴充醫療體系、添可供閒逛的綠化空間，學生要求更多的大學學位和宿舍，中年人祈求更穩定的事業發展和可負擔的房屋……但大家都要緊記香港人的「One Common Purpose」——讓香港實現躍升繼倫敦、紐約後第三個國際都會的潛能，在國際文化和經濟舞台上繼續發光發亮。在這香港發展盛衰關鍵時刻，若香港人可不分階級行業，同舟共濟，事事為我們的家園香港著想，重拾我們過往數十年的奮發打拚精神(can-do spirit)，定能克服任何困難，證明香港人沒上錯船，因為最美好50年的香港，將會是我們現在同舟共濟創出來的香港。

不知量力──而為？

(刊於AM730，2012年10月8日)

要真正解決住屋問題，不只是「安居」，更重要是「樂業」，因為我真的不希望「得而復失」、「曾經擁有」的經歷在97年後再一次降臨香港人身上——市民能持續安居，關鍵在商業硬件的供應和隨之而來的穩定工作，而非單是樓價高低。政府要創造一個友善的商業環境，讓商機和就業機會徐徐落戶香江，使不論中產或基層、年輕人或中年人，均有向上流動的機會；能夠「樂業」，有一份稱心如意又有人工加的好工，供樓才可越供越易。沙士時期樓價低無可低，但當時人人朝不保夕，無論樓價多低，根本沒能力購買。市民買樓，是要「量力而為」，政府要確保市民有足夠經濟實力，才可使人人安居。

可是，政府不單沒有做具前瞻性的 strategic planning，連對黃金五年機遇帶來的大量工種、職位也沒有反應。香港苦無商業硬件配套——現時酒店房租已達97年的2.5倍，商舖、寫字樓租金均為97年兩倍以上，而住宅租金才剛剛升越97年水平。若以租金為硬件的供求指標，商業硬件的短缺明顯更嚴重。以早前提及在中環甲級寫字樓佔地200呎的高級行政秘書為例，其「佔地」月租高達3萬元，而一般高級秘書的月薪也不過2萬餘元——留住一套椅子、辦公桌的支出竟比一名員工更高！桌椅本身不能替公司賺錢，當新加坡等地的「桌椅費」比香港低七成，跨國企業便會把職位遷移至新加坡。這亦是很多中、後台優質職位，如IT、人力資源等工種的寫照：數以十萬計、相當於我們20年大學畢業生數目的中產就業機會就這樣流失至區內對手，香港人的樂業變成流落新加坡的「落業」，長此下去香港會逐漸「乾塘」。喪失的機會不會反映在政府財政盈餘中，卻切切實實地體現在八十後年輕人失去的前途身上；現在卻看不到有任何議員為這些失落的機會發聲，為市民爭取「樂業」。

既然安居樂業相輔相成，政府在土地規劃上絕對要「兩條腿走路」，不可能先專注住宅，以後才填補商業硬件——上周提及港人人均居住面積約150呎，其實以商場、商廈、工廈等香港人上班地方的總面積估算，人均工作間面積同樣約150呎；如果政府只開拓土地興建住宅的同時，卻忽略商場、商廈，就業機會繼續溜走，屆時大量市民因失業而斷供，又談何安居？反之，樓價太高、市民難以上車。由此可見，安居、樂業兩條腿缺一不可。

過往政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處事方式——樓價太貴？出「辣招稅」降降溫吧；通脹高企？派派錢紓民困吧……全屬小修小補，卻從沒宏觀看待經濟、社會處境，想想如何正本清源。要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政府必定要以全觀角度(holistic approach) 處理住宅、商業樓宇短缺等問題，大量增建商業硬件，使來自四方八面、各階層均得以受惠的大量就業機會落戶香港，改善社會流動性，從根本上提升市民「上車」能力；在呼籲市民買樓要量力而為的同時，亦要為市民「給給力」。
各位可能有所不知，過往兩年正是香港歷來最「樂業」的時刻——就業人口增加近4%，是過往40年最好。在失業率低企、市面一片繁榮下，香港卻大可能死於安逸——在東北發展、商業硬件等問題上，很多市民、私企及政府仍完全沒有危機感，不理解問題的迫切性，總認為我們仍可蹉跎一下……若我們再不醒覺，這次撤回的，很可能是我們的將來。

30年任務

(刊於AM730，2012年10月5日)

根據統計處預測，我們在未來30年的人口將增加近140萬。粗略估計，香港現時的土地儲備僅可興建13萬個住宅單位，加上地產商興建中的6萬個單位，即是在未找到新土地下，能推出市場的合共只有19萬單位。假設平均每戶3人，未來新增的140萬人口的住屋便需要47萬個單位；這亦即是指將來有28萬戶(47萬戶減去可安頓的19萬戶)——即80多萬人口——的房屋問題還未見到解決辨法！ 而且19萬戶剛好只是目前公屋輪候冊上的住戶數目——這反映現有的土地儲備就算順利開發，應付今天人口的需求仍只是勉勉強強，更遑論未來一定會產生的新需求了！

更甚者，以上估計是建基於人均居住面積在未來數十年保持今天相同水平；但其實我們目前的居住情況可算是區內最差，僅約150呎的人均居住面積比內地城市還要少，更僅是新加坡的不足一半。香港要爭取躍升為國際都會的同時，市民期望自己有與國際都會身份匹配、更為寬敞舒適的生活環境可謂合情合理。假設我們希望令每人的居住環境增加三成(仍是落後同區對手)，亦是個合理的指標：3人家庭的450呎若增加三成(135呎)，多出來的大概是一點點的廳、廚空間和一間額外房間，而這個房間是香港人早該需要的——20年前我們最崇尚的Sony Trinitron電視機只有12至18吋，現在至少也32吋；20年前女士們還在用「水喉通」式的可伸縮衣櫃，現在已追求華麗的walk-in wardrobe；20年前無人有家庭電腦，現在不少人家中已有幾部，每部連工作桌佔地至少20呎；還未計林林總總佔據家中每個角落的跑步機、紅酒櫃、咖啡機、按摩椅、高球棍……香港人物質生活愈見豐裕，同時也惹上了很多奢侈用地「壞習慣」，家中空間卻越來越「不見使」。隨著時日進步，我們的「壞習慣」只會更多，至少會隨人口老化多出一台輪椅——這135呎的額外空間，正是每個香港家庭應有的「升級空間」。

可是大家又是否明白這項任務有多艱巨？以現時237萬住戶和將未來30年將新增的47萬住戶計，共284萬戶；粗略推算，增加三成居住面積便相當於85萬個新單位的建設！加上未來新人口本身所需的47萬單位，我們便需要132萬個單位滿足這個「人人住大D」的目標！假如香港長遠而言以每年45,000個新單位(20,000公屋、5,000居屋及20,000私人單位) 為房策目標，132萬單位的鴻圖大計便要「起足30年」！按極粗略估計，如此多的新住宅需要4,000公頃土地；地從何而來，倒要請反對東北發展的人士/團體指點迷津。

正如麥當勞在廚房會有「麵包儲備」應付大量食客隨時突如其來，香港亦應有充裕的土地儲備，可供順應市場情況對樓市作出調節，使這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市場保持穩定。長者為香港打拚一生能否安逸退休、年輕人能否組織美滿家庭；劏房、板間房等「不適切住房戶」能否盡快上樓……每一代香港人的福祉，均與房屋息息相關——面對土地短缺問題和在外國人眼中恍如小人國「屋仔」的生活環境，「香港已經夠地」豈只錯覺，簡直是幻覺！我們實應實事求是積極面對香港人的房屋需求，積極探討維港外填海、增加地積比、靈活安排土地用途等途徑建立更大的土地儲備，把令幾代香港人脫離蝸居困境視為這30年的最大任務。

點會夠?!

(刊於AM730，2012年9月28日)

近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鬧得沸沸揚揚，有聲音指香港現時住宅土地儲備已經足夠，市區地也足夠。既然夠，便不應收郊野農地。

先回應第一點：據日前報章指出，全港空置2,100公頃政府住宅用地中，扣除各種不適合發展的土地，其實僅約400公頃屬可供建屋用。規劃中的新界東北新市鎮預期在150公頃土地中可容納五萬多戶，約相當於5個太古城。市場也預期，我們每年需興建45,000個單位(包括20,000公屋、5,000居屋及20,000私人單位)。換言之，由上世紀(1999年)已開始規劃、政府大費周章的新界東北發展區其實只能滿足香港約1年的總住宅需求！按最粗略估計，若150公頃的東北可建5萬單位，那麼現時可用約400公頃土地儲備便能興建13萬單位；加上現時發展商興建中的六萬多單位，若2013年開始按此速度落成房屋，我們在2017年便會用光所有19萬住宅單位供應，又要再覓地建屋！

而且，新界東北新市鎮預期2022年才落成，那麼自2017年用光土地儲備起至東北應市間的5年土地短缺，我們要如何捱過？我們簡直需要一個「全港覓地運動」！現在還說香港夠地的人，恐怕是有非常嚴重的「事實認知障礙症」、完全沒有危機感；甚至還在浪費時間亂扣帽子，把東北發展與北京政治扯在一起。但我們已完全沒有時間說風涼話！若再對土地短缺問題坐視不理，恐怕幾年後我們會很慶幸能與深圳融合，因為她會成為「無殼港人」的最大收容港。身為香港人，我絕不希望我們變成禍鄰的「北飛蝗蟲」。

回應第二點則更簡單：大家不妨上網看看Google Maps，嘗試找找市區有哪片空地能容納5個太古城？給大家一個提示：少於1片。市區無地、舊區重建需時下，在新界開闢新市鎮、維港以外填海和增加地積比，是我們舒緩住屋問題的僅餘辦法。

除了住宅單位，我們更別忘記種種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硬件也同樣嚴重短缺，正窒息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醫院為例，未來10年香港長者人口將由40萬增至120萬，而老人的住院需求是一般成人的6倍，但過去10年卻沒一間新醫院落成；雙非問題不過令每年初生嬰兒數目由5萬增至8萬，增加不夠一倍，已把香港弄得天翻地覆，現在老人數目不只是5萬而是40萬，對醫療需求增幅不只是少於一倍而是很多倍，不增建醫院的話，將來亂況勢將慘不忍睹——而興建新醫院，也是要地！醫院不夠、大學不夠、公園不夠、骨灰龕不夠，連女廁也不夠，加上周一提及讓港人「樂業」的商場、寫字樓、酒店等商業硬件皆短缺，香港土地供應又怎能言夠？根本是「 乜鬼都唔夠」！

土地嚴重短缺，我們要「安居」和「樂業」，實應抱著同舟共濟之心，在這非常時期為土地發展覓出路：城規會要加快審批土地開發，市民亦要通力合作，以解燃眉之急——大家都有兒女要成家立室、有年邁父母需要醫療服務……在投訴自己單位景色可能被新發展住宅所阻時，又可否想一想，假如自己的孩子希望在別區購置新樓時，該區的父母一樣可能會反對興建新住宅？將心比己，大家能否把自己的一點點私人利益看輕一些，對大家的共同利益——我們的未來——看重一點，在土地供應問題盡量配合香港發展政策，為我們下一代「開綠燈」？

香港被機會「入樽」!?

(刊於AM730，2012年9月24日)

黃金五年中香港面對的是兩極化出路——把握機會加緊建設，可躍升為與倫敦、紐約齊名的國際都會；機會把握不好，則會與威尼斯一樣被歷史遺忘。我們現時卻被困硬件樽頸之中，不但影響香港向上躍升能力，更直接影響每個香港人能否安居樂業，甚至安享晚年！

在「西向東移」和「北向南移」經濟大勢下，中外企業紛紛進駐香港設立亞洲總部，但近年本港寫字樓新供應少之又少，結果插針不下、租金高企，中環甲級寫字樓每月呎租動輒150元，冠絕全球———試設想一位高級行政秘書，工作空間200呎；現時高昂呎租下，她的「佔地」便每月耗費3萬元租金，可能比她的月薪還高！若我是老闆，便會把職位遷至新加坡，照樣能替我準備會議、編排行程，卻可為公司節省7成租金支出 (星洲近年積極拓展商業區，寫字樓每月呎租保持在50港元低水平)！就這樣，數十萬優質中產及大學生職位 (相當於我們逾20年大學畢業生總數) 不斷流失至亞洲對手，難怪基層、中產、年青人皆面對上流機會不足困境！

「北向南移」為港引入大量外來顧客，商場、店舖等零售硬件便更為短缺，對市民生活影響亦更直接。過去5年香港零售總額增加近9成，各方對此卻如同「房間中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 的明顯趨勢視而不見，零售空間同期僅增加3%！惡果隨街可見——市區餐廳長期爆滿、北區鬧奶粉荒，領匯租金飆升亦是由此而起。天價舖租不僅消滅老牌小店、使金鐘廊將變成「金錶廊」，更衍生每年高達4-7%的通脹。這意味公公婆婆們的積蓄將在黃金五年被通脹吞噬3成！假若歷經兩次大戰、為港發展開山劈石的「最偉大一代」，年屆古稀竟因要糊口而重投職場，才是社會最大的不公義！全球垂涎的需求、增長機遇，卻因我們慣常的「大市場、盲政府」處理手法，結果這些好機會反而把香港擠進樽頸，老中青三代香港人均深受其害。

近月來社會多了土地供應問題的討論，但焦點仍放在住宅供應：前特首的施政報告在居屋計劃上著墨甚多，商場、酒店卻隻字不提；今年賣地表上，住宅用地仍佔大多數，大型商場用地一幅也沒有。其實，房屋只佔香港硬件問題一小部分——回顧2011年各種物業租金走勢，酒店房租升了4成，現為97年的2.5倍；商舖租金升逾3成、寫字樓租金升近2成，均達97年的2倍；相較住宅租金同期升了8%，才剛剛升越97年水平。租金走勢是硬件供求狀況的客觀指標，因此香港物業應以酒店最為短缺，商舖、寫字樓次之，最後才是住宅。可是上任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常以社會中最大聲的意見而非實質數據作為施政依歸。我有信心這屆政府會以更客觀的角度制訂政策——回應范太的提點，我們會以極之積極的方法處理以往做漏了的課題。

樂業為安居之本——住屋固然關係到每個香港人的生活，但亦要有長期穩定收入支持生活質素。我們在增加房屋供應時，更要對症下藥大量增加商業硬件供應，使香港人能安居之餘，更能樂業，創造一個更繁盛、更均富、更和諧的社會。面對目下樽頸困局，大量趕建硬件、加快發展是香港唯一出路，大家在討論新界東北開發、填海等關係香港未來發展的議題時，必定要緊記這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