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會夠?!

(刊於AM730，2012年9月28日)

近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鬧得沸沸揚揚，有聲音指香港現時住宅土地儲備已經足夠，市區地也足夠。既然夠，便不應收郊野農地。

先回應第一點：據日前報章指出，全港空置2,100公頃政府住宅用地中，扣除各種不適合發展的土地，其實僅約400公頃屬可供建屋用。規劃中的新界東北新市鎮預期在150公頃土地中可容納五萬多戶，約相當於5個太古城。市場也預期，我們每年需興建45,000個單位(包括20,000公屋、5,000居屋及20,000私人單位)。換言之，由上世紀(1999年)已開始規劃、政府大費周章的新界東北發展區其實只能滿足香港約1年的總住宅需求！按最粗略估計，若150公頃的東北可建5萬單位，那麼現時可用約400公頃土地儲備便能興建13萬單位；加上現時發展商興建中的六萬多單位，若2013年開始按此速度落成房屋，我們在2017年便會用光所有19萬住宅單位供應，又要再覓地建屋！

而且，新界東北新市鎮預期2022年才落成，那麼自2017年用光土地儲備起至東北應市間的5年土地短缺，我們要如何捱過？我們簡直需要一個「全港覓地運動」！現在還說香港夠地的人，恐怕是有非常嚴重的「事實認知障礙症」、完全沒有危機感；甚至還在浪費時間亂扣帽子，把東北發展與北京政治扯在一起。但我們已完全沒有時間說風涼話！若再對土地短缺問題坐視不理，恐怕幾年後我們會很慶幸能與深圳融合，因為她會成為「無殼港人」的最大收容港。身為香港人，我絕不希望我們變成禍鄰的「北飛蝗蟲」。

回應第二點則更簡單：大家不妨上網看看Google Maps，嘗試找找市區有哪片空地能容納5個太古城？給大家一個提示：少於1片。市區無地、舊區重建需時下，在新界開闢新市鎮、維港以外填海和增加地積比，是我們舒緩住屋問題的僅餘辦法。

除了住宅單位，我們更別忘記種種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硬件也同樣嚴重短缺，正窒息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醫院為例，未來10年香港長者人口將由40萬增至120萬，而老人的住院需求是一般成人的6倍，但過去10年卻沒一間新醫院落成；雙非問題不過令每年初生嬰兒數目由5萬增至8萬，增加不夠一倍，已把香港弄得天翻地覆，現在老人數目不只是5萬而是40萬，對醫療需求增幅不只是少於一倍而是很多倍，不增建醫院的話，將來亂況勢將慘不忍睹——而興建新醫院，也是要地！醫院不夠、大學不夠、公園不夠、骨灰龕不夠，連女廁也不夠，加上周一提及讓港人「樂業」的商場、寫字樓、酒店等商業硬件皆短缺，香港土地供應又怎能言夠？根本是「 乜鬼都唔夠」！

土地嚴重短缺，我們要「安居」和「樂業」，實應抱著同舟共濟之心，在這非常時期為土地發展覓出路：城規會要加快審批土地開發，市民亦要通力合作，以解燃眉之急——大家都有兒女要成家立室、有年邁父母需要醫療服務……在投訴自己單位景色可能被新發展住宅所阻時，又可否想一想，假如自己的孩子希望在別區購置新樓時，該區的父母一樣可能會反對興建新住宅？將心比己，大家能否把自己的一點點私人利益看輕一些，對大家的共同利益——我們的未來——看重一點，在土地供應問題盡量配合香港發展政策，為我們下一代「開綠燈」？

香港被機會「入樽」!?

(刊於AM730，2012年9月24日)

黃金五年中香港面對的是兩極化出路——把握機會加緊建設，可躍升為與倫敦、紐約齊名的國際都會；機會把握不好，則會與威尼斯一樣被歷史遺忘。我們現時卻被困硬件樽頸之中，不但影響香港向上躍升能力，更直接影響每個香港人能否安居樂業，甚至安享晚年！

在「西向東移」和「北向南移」經濟大勢下，中外企業紛紛進駐香港設立亞洲總部，但近年本港寫字樓新供應少之又少，結果插針不下、租金高企，中環甲級寫字樓每月呎租動輒150元，冠絕全球———試設想一位高級行政秘書，工作空間200呎；現時高昂呎租下，她的「佔地」便每月耗費3萬元租金，可能比她的月薪還高！若我是老闆，便會把職位遷至新加坡，照樣能替我準備會議、編排行程，卻可為公司節省7成租金支出 (星洲近年積極拓展商業區，寫字樓每月呎租保持在50港元低水平)！就這樣，數十萬優質中產及大學生職位 (相當於我們逾20年大學畢業生總數) 不斷流失至亞洲對手，難怪基層、中產、年青人皆面對上流機會不足困境！

「北向南移」為港引入大量外來顧客，商場、店舖等零售硬件便更為短缺，對市民生活影響亦更直接。過去5年香港零售總額增加近9成，各方對此卻如同「房間中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 的明顯趨勢視而不見，零售空間同期僅增加3%！惡果隨街可見——市區餐廳長期爆滿、北區鬧奶粉荒，領匯租金飆升亦是由此而起。天價舖租不僅消滅老牌小店、使金鐘廊將變成「金錶廊」，更衍生每年高達4-7%的通脹。這意味公公婆婆們的積蓄將在黃金五年被通脹吞噬3成！假若歷經兩次大戰、為港發展開山劈石的「最偉大一代」，年屆古稀竟因要糊口而重投職場，才是社會最大的不公義！全球垂涎的需求、增長機遇，卻因我們慣常的「大市場、盲政府」處理手法，結果這些好機會反而把香港擠進樽頸，老中青三代香港人均深受其害。

近月來社會多了土地供應問題的討論，但焦點仍放在住宅供應：前特首的施政報告在居屋計劃上著墨甚多，商場、酒店卻隻字不提；今年賣地表上，住宅用地仍佔大多數，大型商場用地一幅也沒有。其實，房屋只佔香港硬件問題一小部分——回顧2011年各種物業租金走勢，酒店房租升了4成，現為97年的2.5倍；商舖租金升逾3成、寫字樓租金升近2成，均達97年的2倍；相較住宅租金同期升了8%，才剛剛升越97年水平。租金走勢是硬件供求狀況的客觀指標，因此香港物業應以酒店最為短缺，商舖、寫字樓次之，最後才是住宅。可是上任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常以社會中最大聲的意見而非實質數據作為施政依歸。我有信心這屆政府會以更客觀的角度制訂政策——回應范太的提點，我們會以極之積極的方法處理以往做漏了的課題。

樂業為安居之本——住屋固然關係到每個香港人的生活，但亦要有長期穩定收入支持生活質素。我們在增加房屋供應時，更要對症下藥大量增加商業硬件供應，使香港人能安居之餘，更能樂業，創造一個更繁盛、更均富、更和諧的社會。面對目下樽頸困局，大量趕建硬件、加快發展是香港唯一出路，大家在討論新界東北開發、填海等關係香港未來發展的議題時，必定要緊記這一事實。

歷史由勝者主宰

(刊於AM730，2012年9月21日)

近日全球政局風起雲湧——釣魚台爭端使中日關係再起波瀾、歐債問題爭議不斷等——這些國際大事都對香港未來發展頗有啟示。

德國和日本皆在二戰中戰敗，但發展迴異：西德專注經濟發展數十年，儘管經歷東西德分裂、合併等高低起伏，仍煉成了歐洲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在現時一眾西方國家面對債務危機和需求不足時，德國憑藉雄厚底子獨領風騷，失業率全歐最低、財政狀況全歐最穩，儼如歐盟「大阿哥」——連歐洲央行買債方案也要經德國總理默克爾同意才可落實。正如英國最受人愛戴的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victors(歷史由勝利者撰寫)”，現代歐洲史亦是由經濟勝利者德國——而非強弩之末英國和風花雪月的法國——所撰寫。

反觀七、八十年代盛極一時的日本在房地產泡沫爆破後經濟一厥不振，長期量化寬鬆只換來接近零的GDP增長和市場麻木，今天日經指數僅為1989年歷史高位的不到四分之一，在人口老化和需求不振下，日本經濟前景仍然暗淡。反之，中國隨著經濟起飛，在國際舞台上漸有「牙力」——日本在釣魚台事件中雖恃著美國撐腰，但其實仍相當顧忌中國施以經濟、武力制裁，不敢輕舉妄動。事實上，約40年前第一浪保釣學運亦是源自經濟發展相對較佳的香港，反而經濟落後的中國只能忍氣吞聲。

此時此際，不禁想起中國過去百多年受盡列強欺侮，足令每個中國人都痛心疾首的近代史。西方、日本當年肆無忌憚侵略中國，亦是因為滿清政權固步自封，使中國經濟凋敝、科技落後所致，淪落得被稱為「東亞病夫」，結果現時最珍貴的國寶文物都展覽在外國人的地方。毫無疑問，歷史是由勝利者撰寫！大家都應慶幸中國現已躋身世界經濟強國之列，否則恐怕歷史又要重演。

其實Churchill的名言並非全然正確——歷史並非由武力戰爭的勝利者撰寫，而是由經濟發展的勝利者主宰。現時以保育為由反對新界東北發展之聲甚囂塵上，但從來發展與保育並無衝突，況且綜觀近代史，經濟發展雖非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萬寧丹，但絕對利多於弊。「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經濟強盛的國家，才可自保自強，擁有知識發展的空間。近年有人鼓吹「追求經濟繁榮，不如尋找簡單快樂」；但事實上快樂不僅抽象、難以捉摸，一個城市的快樂更可能是發展良好的「副產品」而非追求目標。歷史不但非由敗者撰寫，亦非由快樂者撰寫。以全球快樂指數最高國家不丹為例，不少人均表示嚮往當地的簡樸、悠閒生活，但連我住處的尼泊爾藉保安員都告訴我，他的國人寧可到香港做看更，也不願移民鄰國不丹。假如讀者身邊有朋友因反對發展，申請了移民不丹，不妨介紹給我認識，好了解他們想法。

我們當然希望未來中國更先進、更富強，由中國人重新撰寫自已的歷史；那麼，香港作為祖國最成熟開放的大都會，發展豈能停滯不前？香港只有把經濟規模造大，方能繼續擔當潛移默化帶領中國前進的先導者角色。德國經歷戰後被佔領、制裁，整個東德經濟轉型等重重障礙，仍能排除萬難建設出全球最高增值的製造業，對比之下，為何面對簡單的中港經濟融合問題，我們卻處理得一塌胡塗？我們希望香港把握這難得機遇成為未來亞洲歷史的掌舵人，不會繼續原地踏步，讓未來建設成功的新加坡、上海和前海等城市主宰香港發展170年以後的歷史。

中年再標高?

(刊於AM730，2012年9月17日)

香港「黃金五年」 (2010-14年) 的實證無處不在——與高增長期的80、90年代機會一浪一浪流入相比，黃金五年的機會是多行多業蜂擁而至的，零售、旅遊、金融、A&F大隻男模、24小時書店……凡是全球最頂尖的公司，都在黃金五年間爭相湧港。

在香港「中年」期，我們的就業情況卻比我們年輕30年時還強勁：自2010年起，總就業人口以每月0.2%的速度穩步上揚，即是在過往一年半歐美收縮、要QE3補足及中國失速下，我們的總就業人數卻增加了4%，達有史以來最高水平。這對香港的均富及機會流動有莫大的裨益，更引證了香港步入第二次結構性高增長期。

如此盛世是歸功於兩大宏觀經濟趨勢——「西向東移」和「北向南移」。

先談前者：歐美經濟受需求不足、債務問題所困泥足深陷，但以亞洲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增長仍持續強勁——亞太地區百萬富翁數目在去年首次多於北美，並連年遞增；G-7工業國佔全球GDP 比重將於今年首次跌穿50%，正喪失環球經濟主導角色；連LV手袋在亞洲的銷售額也於去年剛剛超越其原產地歐洲。種種數據均證明新興國家(尤其是亞洲)逐漸取代西方，帶動全球經濟。

面對如此境況，跨國企業紛紛把更多業務遷至亞洲，而法制、價值觀與西方接軌的香港自是首選：投行一哥JP Morgan剛把環球投資銀行部主管調來香港；世界最大零售企業Wal-Mart、化工巨頭BASF皆選址香港作其亞洲總部；Prada、Samsonite等外國知名品牌更在香港上市，對我們的制度和發展前景投下信心一票；甚至紮根倫敦160多年的保險業巨擘Prudential亦有傳「遷都」，把總部移師香港——身為亞洲人，我做夢也沒有想過如此標誌性機構(iconic institutions)會讓總部落戶任何一個亞洲城市，遑論香港。外企落戶，為香港人帶來大量優質職位，同時也使香港寫字樓長期供不應求。
香港在回歸前本是中國唯一的大門、外國人與內地人經商的必經之地，《基本法》「一國兩制」卻完全沒有考慮中港如何達至「一國一市場」的自由經濟流動，結果回歸初期內地人才、商機來港人為關卡重重，外商因在港不會見到內地夥伴而被迫北上，香港漸失去「中國門戶」的地位。

我們過去15年的經濟停滯，與內地一日千里成強烈對比，使各界衍生了很多妄自菲薄言論，如「香港要靠大陸賑濟」……全因我們沒有好好處理「北向南移」機遇所致。幸好，這幾年隨中港經濟間的壁壘逐步瓦解而得到改善——我將於周五更詳盡解釋「一國一市場」對香港的重要性。

一個人10-15歲的青春期是「甚麼事都可能」、可塑性最高的時期，這一生人一次的「標高期」，大大影響長大後的體格。同理推之，香港70至80年代和現時中國大陸便是經濟體的「青春期」，決定了往後整個地區的發展走向。「西向東移」和「北向南移」兩大機遇卻是兩支荷爾蒙激素，令香港「中年再標高」！我們在黃金五年中的首要任務便是把握這個資金、需求充裕的第二次高增長期，把過去170年做得不好的一一改正，使香港朝我們理想中的方向邁進。我們唯一欠缺的便是自強不息奮發打拼的行動之心——700萬香港人實在再沒有空間浪費這舉世無雙的第二次機會！

選舉與貓王

(刊於AM730，2012年9月14日)

選舉日適逢筆者生日，我衷心祝願這屆是香港最有建設性及和睦的議會！

今屆投票空前踴躍，充分表現市民關心社會。然而，有這麼多關心香港的人，又有個愛民政府，何以我們的民生經濟及社會發展在過往15年裹足不前？ 21世紀頭10年間人均名義GDP僅增長25%，遠遜兩個國際都會倫敦 (+53%) 、紐約 (+38%) 及同區對手新加坡 (87%) 。比較更能反映市民真正生活水平住戶入息中位數更令港人自慚形穢：過去10年家庭收入中位數只增加了9%，星洲家庭收入卻已上升106%(以港幣計)，現已大幅拋離香港一倍！

問題根源之一肯定是議員、官員、市民的視野只局限於短期「戰術」(tactical) 層面 (如拉布、抹黑)，如何今天贏你一小仗，而非長遠的「戰略」(strategic)角度解決全港問題。今次選舉中議員熱衷於戰術行為，配票抽水，法寶盡出，你一句「北京內奸」，我一句「西方間諜」，帽子亂飛，但說你錯並不表示自己是對，這麼多年的「你錯」並未有令香港變得更好。我衷心希望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大家可同心協力設計「你啱我又啱」的全盤利港宏圖，促進經濟、民生及社會流動性！

香港要實現累積了170年的潛能、成功躍升為更繁盛、更人性化的國際都會，令外人羨慕、港人自豪，「腦」、「心」缺一不可。在「腦」方面，我們要客觀為港「照鏡」：(1) who we are (市民 / 社會的質素和實力)、(2) where we are (我們在全球的定位) 和 (3) where we want to be (我們想朝哪裡進發)。HKGolden50 過去一年為香港略盡綿力，進行客觀研究，下周一開始詳述，在此先談「心」的問題。

現時港人患最多的是「疑心病」——市民不信政府，不信領匯、不信地產、不信金融，不信北京也不信東京、不信中環也不信西環。以筆者好同事、事無大小掛在心頭的林太為例，她為港為民之心彰明較著，但針對她的惡意中傷卻蜂湧而來；「英雄淚不輕彈」，這香港女英雄在電視對著700萬市民落淚更令人感慨。連「香港愛心」當之無愧的林太也遭攻擊，社會上之互相猜疑恐怕已病入膏肓。市民和官員都是愛港之人、都沒有壞心腸，何不先給對方一個做事的機會，才作判斷 (give each other benefit of the doubt)？

正如HKGolden50九個80後中最衝動的一位「姐姐」，也懂在與男友爭拗時沈著氣說：「既然我愛你，我唔同你嗌交啦，傷感情就唔好啦！」。大家都愛香港，不如也包容一點，給予對方為港做好事的空間。事實上，新班子上任80天便推出了幫到40萬長者的雙倍老人津貼、港人港地、活化工廈、青年宿舍、天水圍天光墟、加建無障礙設施、優化交通津貼等民生政策，期間還要為颱風善後清理膠粒，也許暫未稱得上「強政勵治」，但客觀上已絕對是一個有心有承擔、急市民所急的政府了。相信隨著更多對症下藥的政策推出，港人能重新相信新政府的確是「以心施政、以民為本」。

綜觀香港170年發展史，香港成功從不靠猜疑仇恨——一個偉大城市的興衰，未必全決於經濟財富，卻絕離不開「信任」。我們700萬想香港好的人，是否忍心看著猜疑仇恨沖散香港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核心價值，把我們導入衰敗？執筆至此，想起一首充分暴露我年齡的歌曲﹕貓王Elvis 的《Suspicious Minds》(猜疑之心)：”We can't go on together with suspicious minds, and we can't build our dreams on suspicious minds… Let’s don't let a good thing die, when honey, you know I've never lied to you.” 貓王40年前已深明的簡單大道理，我們唱了這麼久卻忘記了嗎？

不要辜負香港

(刊於AM730，2012年9月10日)

若問哪個城市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見證人，香港必然是其中之一——十九世紀末孫中山先生來港讀醫，與國內截然不同的社會價值和制度啟發了他「醫治國民的心」，推翻五千年帝制；二戰期間日本侵華，香港遭受「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國共內戰帶來大量資金、技術和勞工；韓戰使西方對香港實施禁運，迫使香港由轉口港轉型為輕工業中心；文革在香港衍生了六七暴動；1975年，美國在越戰中戰敗、南越淪陷，香港被聯合國列為第一收容港，收容逾20萬難民 (佔當時香港450萬人口近5%) ；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港商身先士卒投資內地，高峰時甚至佔中國外來直接投資 (FDI) 九成；八九六四撼動每位港人的心，百萬人上街聲援內地學生史無前例，亦觸發史上最大對外移民潮；九七回歸，一個城市由自由民主的國家以「一國兩制」交回共產專制政權手上，開創歷史先河……

總言之，整個二十世紀的世界大事，一直感同身受——香港的發展史確是一齣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電影。種種轉型衝擊，正正給香港磨練出國際都會的必需特質：在大起大跌中依然在時間洪流中屹立不倒，面對歲月洗禮，社會制度、價值系統 (value system) 仍風采如昔。

觀乎史上兩個最成功的國際都會——倫敦和紐約，不僅是經歷風吹雨打仍愈戰愈強的都市，更是全球文化、經濟的先驅、價值觀的輸出者 (value exporter) 。十九世紀後期，大英帝國足跡遍及全球，GDP佔全球三分之一，憑著殖民把她的制度、價值系統 (如普通法) ，輸出至全球各地 (包括香港) ，並孕育出國際都會倫敦；美國則在二十世紀迅速崛起，使全球人才、企業、資金蜂擁而入，支持了另一個國際都會紐約的興起，同時透過文藝、娛樂甚至食物等把「美國夢」(American Dream)  的價值觀灌輸全世界。

現在，香港已具備躍升為第三個國際都會的條件——香港本身經濟規模雖小，但四小時機程可覆蓋的GDP卻高達16萬億美元，規模已比整個美國經濟還大，亦與倫敦的20萬億美元 (即整個西歐經濟) 相去不遠。換言之，香港鄰近的經濟質量 (mass) 已足夠為香港躍升國際都會提供充足的機遇和客源。

香港更是中國唯一具潛質成為國際都會、向周邊輸出價值觀的城市。內地近年硬件建設神速，高鐵、巨型商場、豪華酒店一聲令下便可拔地而起，但軟件如食品安全、企業信譽、人權自由等價值系統發展仍舉步為艱。香港便正好充當中國這艘大船的領航員，把最好的價值輸入內地，例如中國銀行在港上市，便把西方風險管理、企業管治等概念帶進內地；內地各種維權運動源於與香港一河之隔的廣東省，亦是自然不過。

如先前數周所述，香港面對黃金五年機遇毫無反應，未有擴充硬件應付龐大需求，反而衍生通脹等民生問題；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現在我們實需把種種紛爭內耗拋諸腦後，團結一致把香港的硬件造大、造好，吸引世界各地機遇、人才落戶，亦要敞開懷抱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顧客，才可向他們「出口服務」同時出口香港價值觀。躍升國際都會，是歷史賦予香港的使命；讓香港實現潛能，是每位香港人的責任，我們實在沒有藉口再錯失讓香港騰飛的機會。每個熱愛香港的人，都應作出正確的決擇，不要辜負我們170年的發展，不要辜負時代、辜負香港——我們的家。

你會點揀？

(刊於AM730，2012年9月7日)

之前也有提及，筆者去月趁行會放短假，到新加坡走了一趟。孩子們盡情玩樂，我的心情卻十分矛盾——星洲過去幾年發展之快，與香港實有雲泥之別。新加坡在短短7年間便在其填海區創造出與香港中環樓面一樣大的新CBD；只用5年便在其毗鄰建成了一個耗資10億美元、佔地5個維園的Gardens by the Bay；加上環球片場、全球最大的摩天輪、附有可容納三架A380空中巴士的巨型天台游泳池(Infinity Pool)的Marina Bay Sands（金沙）等，都在近幾年拔地而起。相比之下，香港投入30億美元、面積僅兩個維園的小小西九文化區，土地卻曬了十三年日光浴。平心而論，若你是一間準備進軍亞洲的跨國企業CEO，在雄心勃勃、有心有力的新加坡和議而不決、蹉跎歲月、有力無心的香港之間，你會點揀？答案恐是前者。起碼，我的家人已對新加坡豪華寬敞的新商場、驚險剌激絕倫的Transformers機動遊戲投下客觀老實的一票。

新加坡各方面的大力投資確已有顯著成效﹕過去30年香港的人均產值都領先新加坡，但2003年起被獅城追過並迅速拋離，去年當地人均產值已突破50,000美元，比香港的34,000美元多50%；商務(包括會奬旅遊，MICE)旅客人次在兩年半前超越香港……從前港人外出總以香港成就為榮，習慣看扁新加坡；如今我們已不可自吹自擂了，因為自己表現如何乏善可陳，我們心中有數。新加坡利用土地儲備，提供充足寫字樓、商場、醫院和住宅，亦支持了很多就業職位。我們估計過去10年，近30萬個本應落戶香港的金融及商業服務業職位，因為空間不足、租金高昂而被新加坡搶走——這些都是要求大學畢業、收入可觀的典型中產職位，這代表了我們八大院校二十年(每年萬五個)畢業生的就業機會！為何沒有任何議員傳媒提出向新加坡的經驗借鏡？這些威脅我們一早在研究報告中詳談——機會不等人，黃金五年盛世很難有第六年。我們再沒有時間說風涼話，因為我們快將步入老人社會，錯過改善香港的最佳時機。

香港近年論政的一大問題便是「甚麼也不做」——政府少做少錯，議員事事阻撓，西九、東九遲遲不動工、不要填海、不要建橋、不要發展、不要建大學、不要建醫院，完全沒有人提出要廣建硬件。在區內對手大興土木、自我升級時，香港便如一班勤奮好學的學生中唯一不溫習的一個，只會空談吹水、亂扣帽子，任天資如何聰敏，最後只會考第尾。過去幾年新加坡在經濟發展拋離香港絕塵而去，假若我們繼續蹉跎歲月，不難想像現在的深圳、澳門、橫琴、廣州、前海會是未來的新加坡，建設好本應由香港建設的硬件後，不但奪去本應屬於我們的機會，更瓜分了我們讀書最多、最人性化的年青一代的將來。

形勢看似險峻，但我們HKGolden50仍是樂觀的——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強不息的奮發打拚精神(can-do spirit)，不假手別人、只靠自己找尋出路。就如當年韓戰斷了佔香港產值九成、港人賴以維生的轉口生意，我們窮則變、變則通，轉型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輕工業重鎮；七十年代香港勞工成本飆升，我們成功蛻變成服務業中心；2012年的今天，我們同樣可以通過大量增建硬件、提升質素及競爭力，從對手奪回很多本應屬於我們的商機。我鼓勵市民從正面角度看，今天的新加坡，可以是5年後的香港，我們只不過是熟睡了的快兔，醒來當知恥近乎勇，一步到位奪取金牌。目下關鍵在於你會點揀﹕哪個政客有周詳的路線圖帶領香港走出困局？哪個傳媒有創造和諧社會的全盤建議？通通沒有，唯一可領導香港的只有你自己﹕在繼續無日無之的內耗，抑或做更多的實事、為香港重新裝備邁步向前的選擇之間，你會點揀？

香港的好出路

(刊於AM730，2012年9月3日)

自由行旅客「逼爆」香港、內地人與香港人爭醫院床位、住宅單位等問題成為社會焦點。但其實這些問題根本是「好」的問題——因為這代表香港服務業的質素信譽，對內地人有無可抗拒的吸引力。當全球都在憂慮需求不足、就業太少，我們的問題是無病呻吟。相比倫敦豪花近百億英鎊舉辦奧運，建設場館、大肆宣傳下仍落得旅客不足、市面冷清、酒店空空、裁員處處的下場，香港在過去20個月全球經濟泥足深陷下就業人口卻增加4%（即16萬份新工）、去年工資加幅更為超過先前10年總和的11%，實在令人羡慕。

當一間餐廳遠近馳名、門庭若市時，餐廳老闆會做甚麼？當然是擴充店舖規模、開多分店，把生意做大。同理，香港面對客源過多，自然不過的解決辦法便是把服務容量做大，容納更多顧客。可是，面對無窮機遇，香港竟然全沒反應：零售總額過去2年及5年分別升了5成和9成，但零售空間卻只微增1%和3%，更沒有任何議員、傳媒、局長提出要增建商場、酒店，反而把議題「毒瘤化」(turning opportunities into cancers) ，加鹽加醋、混淆視聽，將正面的機遇扭曲為種種負面保港現象。

香港閉關自守、只服務自己顧客，是否可行？正如上週五所述，香港沒有天然資源、也再沒有工業，卻每天入口水、電、各種消費品自用，我們支付這龐大入口賬的方法便是「服務出口」，亦則入口顧客。換言之，香港要創造經濟增長、支撐香港人豐盛的物質生活，引入更多旅客來港消費是最易的出路，否則便如四個人困在房中打麻雀，只服務自己人，不出數天，便會因斷水斷糧餓死。

若我們正視這些機遇，因應需求增建商場、酒店等硬件，便可賦予香港八十後教育水平最高一代大展拳腳的機會——我們的醫科畢業生將可為更多病人診症，酒店管理畢業生將可服務更多新旅客，市場學畢業生也將有更多新商場可讓他們各師各法爭奪顧客……人人都有發揮的空間。

再如上週五所述，為香港再照一照鏡：香港勞動人口中曾受高等教育比例僅27%，遠低於英國的37%、新加坡的38%和紐約的58%，換言之，香港要將比例增加4成才能趕上星洲及英國水平，要追上紐約更須增加逾倍。另一方面，回歸以來入口了80萬大多為低技術的新移民，勞動競爭力本應遠遠落後於人；幸好在黃金五年中大量零售、酒店、旅遊等服務行業的機遇湧入，而它們大部分職位並不要求高學歷。面對這個讓基層安居樂業、向上流動，使整個社會更公平和諧的最佳良方，我們豈有不採納之理？難道我們要捨易取難，把一眾50多歲的中年低技術人口送回大學校園惡補競爭力？

很多人擔心隨著內地旅客源源不絕來港，香港會變得「大陸化」，但事實其實剛剛相反：內地人因為香港的優質服務、自由安定才被吸引來港，他們自然會把在香港學到的價值觀帶回內地。在長時間的潛移默化下，內地自然會受香港的文化、價值觀影響。換言之，要使內地進步、開放，出人意料的最有效方法其實正是讓更多內地人來港觀光，開闊視野！

現時廣東道已擠得差不多要成為行人專用區，甚至不少女士投訴路人把她們的名貴手袋壓扁，假若我們任由容量不足把我們舉世稱羨的龐大客源趕走，無疑是「暴殄天物」——家慈在我年幼時也有教導要珍惜食物，吃飯一粒不剩，如今在全球需求不足，經濟面臨「餓死」之時，我們豈可如此浪費？

擺在香港眼前的選擇可謂黑白分明，只要把服務業硬件做大，興建更多商場、酒店，讓來自世界各地以及本土顧客享用我們世界級的服務，使長者儲蓄不致讓通脹蠶食、八九十後有表現舞台；低學歷勞動人口有上流機會，改善收入分布、甚至把香港的普世信念出口到內地，推動內地價值系統發展。如此百利而無一害的抉擇，我相信，你一定識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