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願望：政府幫香港追回未來！

(刊於AM730，2012年12月31日)

上周談到政府應盡快善用黃金五年賜予我們的充足公共資金，牽頭投資香港的服務業軟、硬件容量，盡快追回過去十五年的投資不足(underinvestment)，把握只遇下兩年的黃金五年。那到底我們政府有多少錢？

截至年中，庫房中無需用作捍衛聯匯的財政儲備達6,700億，假如加上過去五年「派糖」的2,000億，以及預期黃金五年最後兩年的財政盈餘，政府這幾年間總儲備隨時高達9,500億。若大家還在數1,000億有多少個零，筆者嘗試幫助各位理解這天文數字到底有多大：2001/02至2003/04年間香港錄得史上最嚴重達1,650億的財政赤字，亦是對我們經濟最大的壓力測試(stress test)，與目下黃金五年盛世實有雲泥之別——樓價由97年高峰大跌七成、銀行體系嚴重過度借貸 (貸存比例(loan-to-deposit ratio)在1997/98年泡沫爆破時高達150%，相比今天不到70%) 、通縮6%(相比今天4%至7%通脹)、失業率高見8%(相比今天全民就業水平的3.4%)，與今天歐美不遑多讓。

換句話說，9,500億儲備可以抵禦至少六次香港近代經濟史上最嚴重的危機，如此嚴謹壓力測試可謂一絲不苟。未雨綢繆固然無可厚非，但杞人憂天則未免矯枉過正。畢竟「挪亞方舟式」的洪水不算十分常見。

但庫房充盈絕非等於要盲目派錢！假如「派糖」真的能紓緩香港服務業軟、硬件容量雙樽頸，那連續派了五年理應早見成效，今天實在切忌重蹈覆轍。既然過去十多年投資不足，今天我們既有資金、又有市場需求，實沒有絲毫空間再把公帑白白派出，而是要作出矯正和補償投資(remedial investment)。過去五年我們已「派糖」2,000億，足以支付政府半年開支，也就是已派走30間科大或瑪麗醫院——這不禁令人思量，派去的錢，是不是其實可以在這幾年間換回新醫院、醫生以縮短公立醫院新症輪候時間？或者新的大學宿位，讓住處較遠離校舍的年輕學子，不必每天長途跋涉上學？又或者更新型號的環保巴士，讓在市區上班的打工仔，不用捱路邊的廢氣？

香港過去的投資不足與今天潛質之優厚，好比一個小孩在小學時父母沒有投放資源栽培，到中學時才發現他天資聰穎，潛能無限，當然應加緊培訓才是。同樣道理，既然黃金五年財予香港騰飛契機，我們理應大力投資，補償過往不足，追回香港人應有的未來！

否則，容量不足只會繼續加劇揮之不去的結構性通脹，連續數年4%至7%可輕易蠶食退休長者積蓄三分一——要我們最偉大的第一代香港人拾荒度日而不能頤養天年，才是最大的不公義！ 

最後，我希望借回歸前財政司麥高樂(Sir Nathaniel Macleod)於1993/94年預算案發言，予大家思量一下公共財政的應有方針：「我相信本港市民寧願享有更佳的醫院、學校和社會服務，藉此分享本港經濟繁榮的成果，也不願見到儲備不斷增加，以致超越審慎的水平，變為可笑的吝嗇。」我相信，這也是全港市民的新年願望。

把餅造大，不要再派！

(刊於AM730，2012年12月28日)

黃金五年內第三個聖誕節剛過，也是說這個全球獨有、讓香港得以騰飛的契機只餘下短短兩年，但我們要急起直追的建港投資還多的是！

令筆者最感憂慮的是，正當香港需要大力投資，擴充佔我們經濟93%的服務業軟、硬件容量(capacity) 之時，社會上卻有聲音要求政府在施政報告和預算案中大手「派糖」甚至像澳門般「加碼」派錢，「還富於民」。HKGolden50一向認為政府絕不應靠「派糖」紓解民困。除非：一、派糖能真正解決經濟、民生問題；二、政府必須能長遠負擔開支，那派糖才站得住腳。

首先，我們眼前面對的是軟、硬件雙樽頸 (twin bottlenecks) 的問題。我們的商場、舖位、酒店、寫字樓、私樓、居屋、公屋等硬件通統不夠，所以租金急升；我們的大學學額、宿位、再培訓不足，加上即將開始的退休潮勢使我們未來十多年損失近30萬或近8%的勞動人口 (即軟件)，才是現時工資上漲，老闆一員難求的主因。軟、硬件同告緊絀引發結構性通脹 (structural inflation) ，本港核心通脹連續17個月在4%以上，政府亦估計來年通脹勢比預期高——而回歸以來的15年的平均通脹卻接近0%！

雙樽頸乃供應問題，派糖極其量是治標不治本。一天供應不增加，寬免多少個月差餉也寬免不了高樓價；一天商業硬件不夠，退多少稅也退不了高企租金！因此，現時首要任務肯定是提升生產力，使得香港能以同樣的土地和人手，創造更多價值 (value added) ，服務更多顧客。講到底，容量不足源於過去十多年的投資不足 (underinvestment) 。比如21世紀首10年內，人口多了6%又老了十年，卻連一間新醫院也沒有，但九十年代卻有八間——假如不建新醫院和增聘醫生，派多少錢也派不走人口老化對醫療體系的衝擊。當香港由今天不足100萬長者到將來超過200萬長者，先別說醫療通脹 (medical inflation) 會有多嚇人，更嚴重的是因醫院、病床和醫生短缺所引致的醫療失誤、延遲診症甚至失救，必定倍數增加！

其次是負擔。目前庫房的確充盈，截至六月底政府財政儲備達6,700億，佔GDP超過三分一，足以支持政府開支20個月，負擔能力似乎不是問題。但公帑絕非「有錢就派」，而應看經濟的潛能多大。黃金五年為香港帶來騰飛機遇，目標成為像美國人均年收入38萬港元，而非今天28萬港元的經濟毫不過份。正如仍有增長潛能的企業不會把賺來的錢「派大息」，反而會重新投資 (reinvest) 在企業身上，增加市場佔有率，換取未來更多收入；那既然香港經濟客觀而言不止於此——且看總就業人數在20個月內增加了4%，在最大基數上創最高增長 (highest growth on the biggest base) ——則今天必需大力投資，而絕非「收一蚊派一蚊」。

運用公帑要「應使則使」，財爺曾司長說得很有道理。倉庫穀物充盈，我們固然可以大快朵頤，吃一頓除夕大餐；但既然明知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更應該「種大個餅」，讓我們未來得以輕鬆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額外開支，支持經濟民生，長遠即使面對外圍風雨，每一餐都比現在更大、更豐盛。

Nokia：「香港，記住生存是逆水行舟！」

(刊於AM730，2012年12月24日)

各位末日生還者別太「得戚」！我們對香港黃金五年盛衰關鍵中「盛」的預言成真，但「衰」的威脅亦迫在眉睫，甚至可能比早前提到的曼徹斯特、威尼斯來得更急，短短幾年由盛變衰，由國際都會淪為被歷史遺忘的三流城市！

你可能會說：「曼城、威尼斯、中國由盛變衰均歷時超過一世紀，就算香港衰落也應不是一朝一夕，起碼和我、甚至我的子孫無關吧！」大錯特錯！現今科技日新月異、世界經濟全球化，城市與城市、企業與企業間沒有硝煙的商業戰爭，比以前國與國間的戰爭節奏更急、更快、更成王敗寇﹗勝出者固然能一統 (市場) 天下，失敗者則一無所有。例子比比皆是——日韓企業在短短10年間榮辱互見，三星電子在10年前市值與Sony相若，今天已是後者的14倍 ；恒生指數在1964年起始的30隻成分股，現在只剩下6間碩果僅存保住它們的藍籌地位，美國杜瓊斯指數30間公司中捱過一個世紀的更只有通用電氣 (General Electric) 。一代手機霸主諾基亞 (Nokia) 的沒落，更是商業世界中強者因不思進取、沒遠見和對世界轉變欠反應而盛極而衰的經典反面教材。

Nokia在21世紀初乃當之無愧的手機王者，不論在美國、亞洲、非洲的市佔率均獨佔鰲頭，其成功故事甚至是MBA必讀的個案；可是，傲視同儕的Nokia沒有好好運用龐大現金儲備，投資在作業系統、應用程式平台等新技術中，反而年年派大息，忽略了Apple和Google新一代智能手機 (smartphone) 的威脅。結果，直至2010年中smartphone市佔率仍多於Apple和三星的總和的Nokia，今天竟只剩兩對手總和的十分之一，市值比高位下跌90%，更面臨破產危機！

令人憂心的是，現在的香港好比兩、三年前的Nokia：金融、零售等「誠信服務業」仍稱譽亞洲，零售市場蒸蒸日上，「購物天堂」、「服務之都」地位看似牢不可破；但政府和社會各方卻沒有好好利用我們的先行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完全忽略新加坡、上海、習近平剛到訪的前海等競爭對手的威脅，年年賺大錢的同時亦派大錢，沒想過把盈餘投資在可助香港已經飽和的軟、硬件容量之上。若Nokia當年有好好把握其領先地位繼續積極創新的話，Apple等對手現在恐怕已連尾燈也見不到——香港同樣浪費了拋離對手的機會，現已被獅城趕上甚至超越！過去30年中落後香港足足24年的新加坡，現時人均GDP已超越香港四成，在日前調查中更取代香港成為全球流動富豪(mobile millionaire)在亞洲的移居首選。瑞士國家銀行 (SNB) 剛在亞洲開設首間分行，不用說了：又是落戶新加坡。

黃金五年只剩兩年，可讓我們從後趕上的時間並不多；香港要麼是像Apple和Samsung般一統天下，躍升世界級都會，要麼像Nokia般永不翻身，長期衰落。香港人，您會希望數十年後的香港是現在的Apple還是Nokia？都會間的角力還是智能電話品牌的對決皆如逆水行舟，不積極逆流而上的話，便會在歷史洪流中沒頂——我們必須萬眾一心，把香港軟硬件的容量做大做強，讓香港的龐大潛能得以釋放，朝躍升國際都會正途邁進。

完結篇

(刊於AM730，2012年12月21日)

我近半年在這此分享了很多關於香港黃金五年的知識，今天看來合適作個小總結——若大家相信「瑪雅大預言」，今天便是世界末日了！

過去兩年，我們的黃金五年小預言一一成真——香港就業人數在20個月間增加了史無前例的4%，打工仔加薪為回歸以來最高，全球經濟陷入泥沼，香港卻獨善其身，變得更繁榮；各式各樣世界級科技、時裝、美食、藝術均紛紛湧入本港——單是Apple Store已開兩間，A&F、誠品等名牌相繼落戶……香港人不用出外也逐漸享受到世界最美好的東西。去年大家或仍半信半疑的黃金五年盛港預測，現已冷門跑出，漸成現實。

儘管預測正確，我卻難以開懷，心情反而愈沉重——黃金五年(2010-14)只剩兩年，若我們因沒有好好把握這已由客觀數據展示眼前的契機，順勢讓香港躍升國際都會，因而辜負香港170年歷史使命，我們這代香港人實在難辭其咎！香港近年做漏了很多該做的事，白白浪費龐大潛能，讓同區對手盡攬機遇。在我們旅遊業還在以維港夜景和全球最小的迪士尼樂園食老本時，新加坡已積極引入Universal Studios、F1、賭場等新景點，甚至剛落成了全球最大的水族館；我們長期受制於商業硬件不足，商場商廈租金高企，過往政府在土地規劃上卻毫無反應，使年輕人就業受限、創業困難，反觀新加坡大量填海興建商業區，創造了逾30萬份優質職位。若今天是末日，新加坡在“Game Over” 這刻是贏得非常徹底！

最令我遺憾的是，我們並非輸在任何軟、硬件實力或需求不足，而是輸在日趨內向、不思求進的心態。國父孫中山曾說到：「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可見香港當年雖仍是個小小轉口港，但孫中山已理解到香港靈活變通、積極求進、開放、法治、自由等價值觀DNA是民族偉大之源。在整個20世紀，我們的價值觀出口確切地改寫了十多億人的命運——辛亥革命、改革開放時港商積極投資、保釣愛國運動等，均是香港擔當祖國導航燈塔的例證。成為積極出口優良價值至全世界的國際都會本是我們歷史使命，可是若孫中山看到今天香港卻可能會大跌眼鏡——現在整個社會的目光彷彿只聚焦在僭建、排斥內地人等幾點小像素(pixel)之上，卻對香港未來何去何從的big picture漠不關心，失去放眼世界的宏大志向。

猶幸，我們在黃金五年尚有改寫香港歷史的機會。要讓香港踏上再度騰飛的征途，現在需求、資金、人才俱備，只欠決心。常言 “Nothing focuses the mind better than hunger”(不見棺材不流眼淚)，我卻認為“Nothing focuses the mind better than objective analysis!”建立公民社會基於客觀分析，我有信心在普羅大眾逐漸明白黃金五年危與機的客觀事實後，必會重新鼓起幹勁為香港將來拼搏，創造更繁盛、更人性化的黃金五十年！

各位朋友，在此約您在末日的另一邊再見！

威尼斯：「香港，不要走我的舊路！」

(刊於AM730，2012年12月17日)

今天繼續講講世界歷史。筆者過去時常提到，若香港不抓緊躍升國際都會的黃金契機，便會衰落成像威尼斯般的明日黃花。那到底威尼斯是如何由盛轉衰？

威尼斯在9世紀前本來只是一個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的小小海軍據點；基於其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歐洲大陸只一海峽之隔)和與帝國首都的距離，威尼斯在「山高皇帝遠」下逐漸取得自治權，其後更發展成一個獨立的「地邦」。威尼斯在12世紀佔據現今克羅地亞所在的Dalmatia海岸、消滅海盜威脅，並與列強訂下貿易協議後，逐漸壟斷全球貿易，成為地中海最富裕的城邦。威尼斯的繁榮並非建基於對任何思想、宗教、政治的追求，而是務實、開放的作風和積極進取、勇於創新的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不論回教徒或羅馬教廷，只要能互惠互利便可合作；出兵佔領一眾地中海島嶼也不是為了像十字軍、英法戰爭般為了宗教或種族的榮譽，而是純粹的商業考慮；甚至在歐洲陷入宗教狂熱之時，威尼斯卻沒有任何一人因「異教徒」罪名被處死。故此，威尼斯不僅財富匯聚，亦因其思想、宗教自由度成為歐洲知識之都——在15世紀末，威尼斯已成為全球印刷書刊最多之地。

如此中世紀樂土，為何在16世紀起步向衰落？原因當然很多，但根源卻只一個——閉關自守。首先，葡國探險家發現新的貿易航道，打破了威尼斯的壟斷地位，威尼斯卻以保護主義面對激烈競爭，向海外商人徵稅，埋下閉關種子。在軍事方面，威尼斯被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和歐洲列強東西圍剿，但敗仗卻非致命——為籌募軍費，威尼斯政府出現「以錢買官位」作風，財富、權力逐漸集中在幾個望族手中，城邦的領導開始變得短視、僵化，以保障既得利益為施政目標，失去了一貫的遠見和宏大志向。結果，威尼斯陷入數百年的長期衰落，時至今日，我們只能從歷史建築中懷緬威尼斯的昔日光輝。我日前在BBC Knowledge Channel中得知現時威尼斯約900名運河船夫中，只有兩名為女性，她們更受盡排擠。這是威尼斯固步自封、跟不上時代轉變的現代寫照。

威尼斯的故事是否有點似曾相識？香港和威尼斯同樣靠貿易起家，我們引以為傲的「獅子山下」精神其實和威尼斯人當年的特質十分相近：靈活變通、開放務實、積極尋找機會，實際做事多於空想。令我憂慮的是，近十多年的香港似乎也像盛極而衰的威尼斯般，步入固步自封的困局(儘管背景非常不同)——迷失方向、「講多過做」，社會彷彿失去了創新求變的活力和決心，面對強勁對手的競爭猶如懵然不覺。猶幸，黃金五年內機遇、需求源源不絕，給予香港再次騰飛的契機。但黃金五年只剩兩年，社會各方一定要認清香港的龐大潛能和被對手取代的確切威脅，帶領香港朝正確方向重新出發——否則，我們雖然不像威尼斯般面臨被海水淹沒的「末日危機」，但香港170年的輝煌歷史同樣會以窮途末路作結。

曼盛曼衰—Manchester啟示錄

(刊於AM730，2012年12月14日)

近月英超最精采球賽必定是曼市打吡——曼徹斯特雙雄位居英超前兩名，搶盡一眾倫敦球會如阿仙奴、車路士等的鋒頭。很不幸，這是唯一「曼盛」之處，餘下的便是「曼衰」——曼城現今人口比80年代少6%，失業率達13%，遠高於英國平均；傳統富人區Altrincham大街商舖空置率竟達3成，為全國之最！300萬人的都會只有兩間米芝蓮食府，與香港的61間比較相形見絀。香港黃金五年面對的是兩極化結局 (binary outcome)，不能躍升國際都會，勢將長期衰落被歷史遺忘；曼城正是一個偉大城市衰落的例證。

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在英國發源，為人類社會、科技現代化拉開序幕，也令英國崛起成全球第一霸權。而支撐英國工業、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兩個城市，正是英格蘭西北的曼城和利物浦 (Liverpool)。19世紀初，利物浦海港貿易總量佔全球40%；曼城生產全球超過3成棉花，更有 “Cottonpolis” 美稱；世界第一條城際鐵路也在1830年於曼城和利物浦間建成。兩城雄厚經濟實力支撐了大英帝國擴張——利物浦製造的軍艦，率領英軍戰勝中國，迫使清廷在1842年割讓香港；英國積極擴張與清朝的閉關自守，一盛一衰在鴉片戰爭中表露無遺。兩城生產的英國商品也攻陷了環球市場，令大英文化影響全世界。

當年的曼城可算是19世紀的國際都會，匯聚世界最頂尖科技、思想、人才——不僅歐洲各國工人前來尋找機會，學者也紛紛到來觀摩，使各種現代化思想萌芽：自由貿易、廢除保護主義的 ”Manchester School” 出現，孕育了全英規模最大的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和25個諾貝爾得獎者，電腦科學之父Turing和分裂原子第一人Rutherford等偉人；連馬克思也在曼城工廠區中體會到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苦況，啟發他寫成鉅著「資本論」(Das Kapital)。

曼城以紡織為主的工業締造興盛一世紀之際，來自海外的競爭為曼城敲響了警號——二戰後英國第一大殖民地印度漸以廉價勞工吸引大量紡織廠進駐，曼城競爭力不再。在戰後逐漸以服務、金融主導的全球經濟大勢下，沉醉於工業皇者地位的曼城未能跟上時代轉型，結果服務業中心、國際都會地位被倫敦取代，曼城自此一蹶不振，連我當年就讀商科名列前茅的曼大，今天排名也大不如前。如今提起曼徹斯特，想起的只剩足球。

回望亞洲，現在我們面對的不再是工業革命，而是迅速現代化下衍生的服務業革命！黃金五年的第三年步入倒數，我們卻仍迷失方向，蹉跎歲月。曼城經驗說明，好景可以不常，在環球經濟大勢劇變下，一個繁盛的地方仍需不斷創新、利用其領先優勢和口碑勇於轉型和造大，才可持續輝煌；固步自封、不思進取，只會一瞬間沒落，被對手取代。機會不等人，不等曼城，也不會等香港，一旦錯失便恨錯難返——我絕不希望港人白白讓黃金五年機遇流失，像曼城般成為明日黃花。我們讀書最多後生一代的未來被新加坡、上海、前海搶走。而香港亦將繼曼城步入長期人口收縮——後生仔要移民，而我們要抛棄170年血汗成就的光輝，又一次淪爲經濟難民。

價最廉物最美——做大之時！

(刊於AM730，2012年12月10日)

其實，很多各行各業的私人企業已蠢蠢欲動，準備到內地市場大展拳腳；反而，過往的政府卻似乎仍然慢人一步，尚未看到教育、醫療等公營主導的香港「誠信行業」龐大潛能！

香港一眾公營服務質素毋容置疑，在亞洲更是首屈一指——香港這片彈丸之地在亞洲排行首20間大學中獨佔4位，13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卻只佔3間，科大剛蟬聯EMBA世界第一；我們的學術自由、院校廉潔性、國際認受性更依然遙遙領先，賄賂校方「買學位」、付錢買分數、大規模學術研究造假等已成內地學界常態的現象在香港聞所未聞；醫療方面，香港在器官移植、癌症治療等技術均屬世界一流、初生嬰兒、幼童死亡率在全球長期位列榜尾，03年沙士期間的「壓力測試」(stress test) 更充份彰顯了醫護人員專業精神和效率。對比內地醫院治病靠關係、靠紅包，新症動軏施以吊鹽水、抗生素等等，不論制度或技術仍與香港有很大距離。

香港醫療、教育不僅服務優質，更是價廉物美——香港人均醫療開支差不多是發達國家最低，僅經合組織 (OECD) 7成、英國三分二、美國三分一；教育方面亦如是，香港不但學生支付每年4萬餘的學費遠低於歐美，而政府的教育支出在先進國家中亦屬偏低。當一門生意成本低品質高而顧客需求龐大，老闆當然會全力擴張，增加容量吸引各方人客；香港教育和醫療服務的最大老闆——政府在過往幾年卻似乎反其道而行，絲毫沒有進取之心！公立醫院十年一所也沒建、大學學位數量十年如一日，唯獨建設了幾百米高的沙包陣；與此同時，新加坡已極力招攬世界名校落戶、引入大量海外醫生，把自己定位成亞洲醫療和高等教育中心！在對手全力進攻之時，我們卻只懂龜縮在後場防守。且看歐洲足球，從沒一支球隊守和全季38場後奪得聯賽冠軍，進攻永遠是致勝關鍵——我們坐擁一眾世界級服務業「前鋒」，是時候主動出擊，搶回本應屬於香港教授、香港醫生的商機、就業機會了！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些服務業的出口非但為了「搵錢」、就業，更關乎香港國際都會地位：以教育為例，吸納世界各地留學生的教育系統絕對是國際都會的一個標誌，因為它不僅出口學位、知識，更出口了價值觀。倫敦之所以成為偉大國際都會，非因它城市本身、以至全英國的經濟文化實力，而是因為它強勁的價值觀出口——倫敦本科學位數目達3萬，比香港多近倍，其留學生總數更高達11萬，為全球最多，香港約4000內地留學生登時相形見絀；這些留學生在倫敦求學、生活多年後，自然會受倫敦的文化、價值觀薰陶，在他們學成歸家後，便一併把價值觀帶回其故鄉，影響當地社會！借鏡倫敦，我們與其只讓700萬港人孤芳自賞，不如開放給13億人的祖國、71億人的全世界，讓全國、全球公民到來感受我們賓自如歸的服務態度、體會我們歷經170年磨練的優秀價值觀，讓香港誠實、勤奮、靈活變通等價值得以傳揚至全世界。

前紐約，後矽谷

(刊於AM730，2012年12月7日)

香港由小漁村蛻變成國際大都會，創造舉世罕見的經濟奇蹟，箇中主因肯定是經濟自由度和地理多元性 (mixing effect) ：我們發展建基於全球資金、客源自由流出流入，結果讓財富、人才、知識匯聚在港——外國企業來港投資、外國人來港成立公司、香港人到外地及內地創立事業……英資企業如太古、怡和在港發展逾一世紀、英國人在港成立匯豐銀行、港企利豐在內地建立大量經銷中心等等，只是商業流動自由進出香港例證的冰山一角。但大家又有否想過，經濟自由度提升帶給香港人最大契機現已大刺刺放在眼前？

這個契機便是一向以製造業主導、貨品出口佔全國4成的廣東省隨著人民生活水準逐漸提高，正步向以服務業和高技術主導的經濟體！對港人而言，這絕對是當年廣東改革開放、港人到內地設廠後又一次黃金機會——香港大學到內地成立新醫院，便是香港服務業開始進軍內地的一個先驅：內地服務業的質素及信譽仍未成熟之際，質素世界首屈一指的香港「誠信行業」如醫療、金融等正好滿足廣東居民對這些服務的龐大需求。儘管港大深圳醫院現時仍面對法制、工作文化不同等困難，但30年前港商剛北上開廠時，時常面對斷水斷電、貪污，何嘗不是千辛萬苦？雖然內地客來港、港商北上仍面對種種問題，但這並非我們閉關鎖港的理由；相反，我們應致力把700萬顧客的市場，擴展至1億顧客的整個廣東省，因為這正是香港未來服務業發展——亦即大多數港人事業機會——更上層樓的關鍵！

中港經濟自由流通更帶給我們一個倫敦、紐約也沒有的獨特優勢——香港、廣東各取所長！隨著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陸續落成，最優秀的醫生、排名最高的大學，以至全國最先進的IT科研、廉宜勞動力，通通能在以香港為中心的「一小時生活圈」找到。這從香港、深圳漸形成的分工可見端睨——香港繼續擔當金融中心角色，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落戶、港交所配股半小時內被搶購一空，足見香港金融業全球領先地位日漸鞏固；深圳則已成全國人均GDP最高城市，更因騰訊、阿里巴巴等內地IT巨頭落戶而有中國矽谷美名。香港金融和深圳高科技的協同效應 (synergy effect) 不可小覷——Facebook營運和上市尚要穿梭橫跨美國東西岸的紐約和矽谷，「中國矽谷」深圳和「中國紐約」香港卻僅一河之隔！當金融中心、科研中心甚至世界工廠均在香港一小時車程以內，這個「超級都會區」的經濟潛能可想而知！

香港和廣東省在經濟及文化交流上逐步邁向「一個城市」(One City) ，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頂級醫療、教育、科研以至工業、工人，通通匯聚於這個都會區中，任何行業的企業、人才均可在港、廣間取長補短，從中套利 (arbitrage)——這絕對是在倫敦、紐約也找不到的優勢！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與其以敵視態度對待，我們何不想想如何與廣東這個關係愈見緊密的兄弟互惠互利、共同前進，在一國兩制給香港的自然優勢下，合力把東西南北機遇盡攬囊中？

頭號熟客，最差待遇？

(刊於AM730，2012年12月3日)

上周談過中港經濟自由流動之重要性。其實為何在中國高速發展30年、經濟步向現代化之際，內地旅客、企業仍如此依賴香港服務業？原因離不開香港與內地服務業水平的巨大差距——興建全球最長大橋、一二三環公路對財雄勢大的中國可能易如反掌，但建立軟件制度和優良服務態度，以至保障生命的食物安全課題，卻是比興建硬件困難百倍！

香港服務業佔GDP高達93%，全球首屈一指，當中更以中小企和水準極高的跨國企業主導——在激烈競爭下，香港各種服務業大小提供者均力求創新、追求完美，也間接衍生香港各種優質服務在各區均星羅棋布的高度便利——由於每區的便利度也大同小異，上水居民甚少在假日到元朗遊覽購物；中港之間則不同，中國的服務業密度僅43%，與香港有雲泥之別；即使上海、廣州等國內一級大都會，服務佔GDP也只約60%。在一個每10個人有9個皆從事服務業的地方，對服務業的要求自然比一個50%人口是工人農民的地方苛刻——因為大部分顧客自己也是服務從業員！佔全國商品出口四成、仍是遍地工廠的廣東，居民對美食、酒店、零售，甚至醫療、環保的要求自然不及自己每天提供優質服務的香港市民。

更甚的是，香港一直以金融、醫療、高端零售等誠信產業掛帥，國際間法制信譽一等一，內地十大珠寶商仍有7間為港商便是力證。而內地則在誠信、營商手法等仍尚有不少改善空間。所以，它們與香港在購物、飲食，以至金融、醫療等服務業的面貌仍有很大分別，香港無論在質、量皆遙遙領先！這解釋了為何內地人對港服務需求在近年湧現——兩地的「水位」相差太遠，才導致如此「洪水」！

中港經濟自由化另一關鍵便是基建的大量投放——看看670億的廣深港高鐵和470億的港珠澳大橋，環顧全球，並沒有任何一個「過了發育期」的已發展大都會，會投放如此巨額資源在基建上，恍如一個50歲中年人仍每餐吃4碗飯快高長大一樣！兩項基建有如兩條大動脈一樣，從珠三角各大城市直通香港的核心地帶。大家可能仍未想像得到廣州人乘高鐵只需48分鐘便能直達尖沙咀，甚至比香港至澳門船程還短；珠三角西部居民亦只需30分鐘便能經港珠澳大橋抵港！屆時香港一小時車程覆蓋的便不再只是700萬的香港人，而是全國GDP最高，最開放、最外向的廣東省1億人口！接通兩條大動脈的珠三角和香港簡直像有兩個心臟(但沒吃禁藥)的岩士唐(Lance Armstrong)一樣，在國際競爭上一副冠軍相！

回顧香港百多年服務各國人民的歷史，中國內地——尤其是珠三角——肯定是我們「頭號熟客」！那麼，為何頭號熟客，卻得到我們最差待遇，甚至想除之而後快？香港乃依賴服務出口，亦即「顧客入口」的細小經濟體，閉關鎖港、「塘水滾塘魚」，最終池塘只會剩下乾枯鹹魚；唯有把香港服務業的餅造大，開放予世界各方「大魚」——包括內地顧客來港光顧，方為社會繁榮、均富、人性化發展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