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AM730，2013年7月29日)
我在數周前和一家大小到了北歐暢遊兩星期，來了一趟「三合一之旅」——集慶祝結婚20周年、教育孩子們和研究北歐經濟社會情況於一身！這次先談遊覽芬蘭時，順道拜訪的波羅的海小國愛沙尼亞(Estonia)首都塔林(Tallinn) 。雖然只在這近800年歷史、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逗留了半天，卻有深刻體會！
剛下郵輪與我們年輕英俊的導遊Mott會面，他開口便說道：「我在網上看到很多關於你的報道……」這令我眼前一亮，相信很少導遊會像他一樣嘗試認識每一個顧客。
Mott帶我們參觀的首個景點是一個亂葬崗，是當年蘇聯入侵時遇害者的入土之地，現在已變成寧靜優美的花園。在這裡，Mott跟我侃侃而談，為我上了課東歐歷史101！
愛沙尼亞是個多災多難的小國，20世紀飽受前蘇聯蹂躪，人均GDP在1987年脫離蘇聯前夕只剩芬蘭七分之一。90年代初期轉型市場經濟，經歷社會秩序混亂的困難時期，其後終有起色、高速增長十多年後卻又受2008年金融海嘯重創，失業率暴升至20%……
不過，愛沙尼亞人卻是充滿韌力的民族：經濟在歐盟持續不振下迅速復甦，失業率短短幾年間回落至10%；在經濟自由化政策下(愛沙尼亞經濟自由度高踞歐洲第三，高於英法德荷及北歐諸國)，人民創業精神得以全面釋放，每兩名國民便有一個是創業者；政府大力投放IT，甚至以憲法規定，大公司要提供免費Wi-fi，今天成為歐洲一大IT hub，孕育出風行全球的通訊軟件Skype，更被BBC起了 「e-Stonia」 的外號。
很難想像一個人口僅香港五分之一的小國，可在20年間由社會、經濟崩潰變成全球資訊經濟發展的先鋒者。這是資本主義的成功故事：市場經濟釋放經濟潛力和刺激創業精神，令國際競爭力由無到有，成為東歐第一，由落後的共產國度成為高科技知識型經濟體(knowledge economy)。
臨走的最後一個景點是個棄置了的監獄，以往是囚犯「打直入打橫出」之地，環境極為惡劣；如今酷刑、苦難已成歷史，監獄旁開了充滿活力的海旁酒吧，是本地人BBQ、把酒言歡的地方。Mott在這裡遇到他的導遊同伴，兩人一碰面爭論的問題竟是「藍鯨是否史上最大的動物」！原來他們早前為了戒酒，決定沉醉於另一種東西之中——知識，參加很多「Trivial Pursuit」常識問答形式的Online Quizzes；其後Mott又跟我分享了很多科學、歷史的冷知識和對世界政治、經濟的看法……他們令我驚覺，knowledge economy 也需要knowledge people。
遇上這位堪稱是我見過最博學多才的導遊後，我深深覺得愛沙尼亞是個有競爭力、前途光明的地方：年輕一代擁有對知識的渴求和面向全球的外向、開放思維，而不會抱有內向、守舊之心。盛極而衰的地方見得多，卻絕少像愛沙尼亞般衰極而盛——我們香港人也要學習他們的成功之道：「Stay hungry」 。
(刊於AM730，2013年7月22日)
「愛」的本質是無條件的付出，但現代社會不少人卻計較地把愛視為我愛你多少、你就愛我多少的等價交易，有朋友曾跟我說不想生兒育女，「萬一生了件叉燒，不聽話、讀書差，怎麼辦」，其實這也是不敢去無條件付出的表現。最真最深、最無條件的愛通常是父母對子女的愛，如日前傳媒報道，自創「唇讀」的5**狀元芷君，也感謝父母幫她遮風擋雨的雙倍付出，也沒有向父母抱怨自己的嚴重先天缺陷。這感人新聞受港人認受的程度，印證了香港核心價值仍是愛而不是恨！
我今天卻要告訴大家：反方向、年輕子女對父母的愛同樣遍及每個香港家庭，更可能是在全球面對人口老化時香港最大優勢，在西方出現老一輩以選票優勢用福利跨代盜竊(cross-generational theft)年輕一代資源之時，香港卻會在黃金50年體現出跨代關愛、跨代扶持的精神！
有民間調查指出，高達85%港人會在財政上支持雙親，也有近七成人表示願意跟他們同住——同樣訪問若在外國進行，兩個數字恐怕都不會很高！這肯定是無條件付出表現，因為其實真正稱得上好爸爸、好媽媽的比例應未必有85%(撫心自問，我自己也不是)，但子女們卻沒因父母公事繁忙，沒時間照顧自己、或父親不是李首富，沒甚麼資源而嫌棄父母，反而以5**孝心對待未必是5**的父母，為自己家庭盡責！
有人高聲疾呼「政府照顧老人生活是基本普世價值」，其實在近數十年才在歐美出現的福利主義未經歲月考驗，反而流傳千年的傳統孝道、一家人互相照顧等家庭價值，才是我們真正值得依賴。大家細想一下，增加福利便是要我們納更多稅「養政府」，再由政府養我們的老年父母，其實是隔空打拳，反映我們有心無力！如果先是父母、後是子女都交由政府照顧，三代家人還稱得上是一家人嗎？我早前剛與家人暢遊、一般人眼中的福利天堂北歐，其平均家庭人數只有1.9人，或多或少反映了北歐人要麼不想「生叉燒」，要麼不想養父母或與他們同住，反而少了一份家庭溫暖。當然，政府有責任照顧不能自顧的人，但我們千萬不要把家庭責任變成政府責任，而喪失了家庭跨代互愛的核心價值。
提到「跨代盜竊」，其實年輕一代還有抗衡的最後武器——雙腿。西班牙過去一年已有150萬人移民他國，像我提過曼城般「城盛城衰」的例子也有很多：日前剛剛宣布市政府破產的底特律(Detroit)因多年經濟不景，令人口大量流失(由高峰期180萬大跌六成至今天的70萬)，年輕人紛紛離鄉尋覓發展空間，無人再肯為城市付出、奮鬥；曾是美國製造業之都的底特律今天卻恍如第三世界國家：市民報警平均要58分鐘才得到回應，心臟病人恐怕在救護車到達前已撒手塵寰；40%的街燈壞了卻無人修理，不少區域晚上一片漆黑；人均謀殺率數目為香港200倍，不少市民出入必須攜槍自衛……
他城的沒落例子是對我們的警惕：港盛港衰可在歷史一瞬間發生，剛才提及的城市都曾經歷她們的黃金年代，都像今天香港般，有繼續做大或盛極而衰的選擇，但她們卻選了後者。我們絕不可在盛世耽於安逸、不思進取，要好好維護我們的「香港心」和經濟社會優勢，不要辜負170年歷史，辜負父母的期望、子女的將來！
(刊於AM730，2013年7月15日)
6月隨明天更好基金訪美之行中，我們和當地政客和智庫人士交流全球經濟、政治發展前景。在充滿火花的討論中，大家都有共識：世上並無免費午餐，公共、私人過去「使大了」累積的債務始終要還。過往幾年，全球各地——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正朝著「前人債、後人還」的跨代盜竊(cross-generational theft)方向邁進。香港是有責任心的福地，不容許跨代盜竊！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為滿足選民即時要求(instant gratification)，政府政策變得短視，愈快見效愈好，對長遠副作用全然不顧。美國聯儲局在金融海嘯後推出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鬆措施，目標全著眼於通脹、失業率、GDP等；歐、日也有樣學樣，亦不顧誰來還債。
金融海嘯根本是西方過去20年因公共、私人債務的龐大泡沫爆破所致；處理經濟困局，最治本方法是把政府、私人資產負債表還原(fix the balance sheet)，一代做事一代當，為自己錯誤負上責任——把債務慢慢還清，還下一代一個乾淨、正常的財政環境來發展。但要緊縮還債，社會消費必定不會有大起色，經濟復甦會很緩慢。短視是人的本性，難以容忍短期痛苦換取長遠回報；鼓吹量入為出的政客，恐怕做不夠一屆使會被不耐煩的選民踢下台。
此外，全球即將面臨比金融海嘯、信貸緊縮更難處理的持續危機：人口老化(以香港為例，長者人口將在未來10年增六成) 。西方國家人口最多的嬰兒潮、中坑一代，即將成為以選票為自己爭取更多福利的「選票暴君」：當他們沒收入又多病痛時，還能削減醫療福利和老人金嗎？全民退休保障、老人百分百醫療津貼？當然舉腳贊成！在嬰兒潮一代步入退休之齡加上根深柢固、難以削減的龐大福利制度下，西方各國政府勢將持續財困：標準普爾的研究指，若現時各國的退休福利不變，2050年時，發達國家的公共債務佔GDP比例中位數將由今天的60%劇增至2.2倍，比現在的希臘負債還要多！
面對未來大幅加稅、經濟混亂的下場，承擔最大代價的是誰？當然是現今的80後及他們會生出來的選民(unborn voters)！現在的中坑選民們將享受優悠退休生活、耗盡公共財政後「安心上路」，把財政炸彈丟給下兩代處理，想不到西方民主自由的結局是大規模的跨代盜竊——嬰兒潮過去30年發展已留下一堆堆環境污染，連經濟也一樣！西方制度的最大問題是國民在政治制度下的選票決定，不把整個社會當成一家人：一個正常家庭，父母不會不斷借巨債讓子女代還、不會強迫子女上繳八成收入作他們的福利，也不會把家中環境弄得烏煙瘴氣……但在歐洲政治制度中，這些卻時常出現。
猶幸，香港未來數十年的處境遠比西方理想：我們財政極度穩健，年年2%至4%的盈餘與西方8%至10%赤字乃雲泥之別；我們尚沒有臃腫的福利體制，普羅市民大多仍相信自力更生、多勞多得的香港精神。提起家庭，我們面對老人問題時更有一大優勢：傳統的家庭價值。下回再跟大家談談香港真正的核心價值——願為自己負責、願為家人負責！
(刊於AM730，2013年7月8日)
上期提及我在六月初隨明天更好基金到了美國拜訪了當地不少政客、政府部門和具影響力的智庫。對我來說，旅程的一個亮點是和傳統基金會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共晉午餐。他們的主要信念是自由市場和營商環境、「大市場小政府」和保障個人自由，而這些都是我相信的價值觀：一個經濟上自由的社會，必先建基於人民自食其力的信念，凡事盡量靠自己、不依賴別人。政府唯一責任便是做大眾做不到的事 (only does what nobody else can do) ，因為它往往是最無效率生產者 (least efficient producer)，且羊毛出自羊身上，要加大政府規模便要增加稅收，其實減少了人民的經濟自由。近年有不少人疾呼香港越來越不自由，但傳統基金會卻連續19年把香港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當我跟他們提及香港在金融海嘯時也無赤字，過去4年皆有2-4% 財政盈餘(而西方國家則是8-10%赤字)，他們都很讚歎香港的財政紀律，更說：「其實很多國家都想像香港一樣！」其實是否香港人有時候「身在自由中不知自由」，不知香港有多好？
哲學家Isaiah Berlin提出，自由有兩個元素，除了指 “freedom to ” ——即是個人可以做想做的事的自由外，也包括了 “freedom from” ——不會被他人影響自己生活的自由。例如以前煙民有在食肆吸煙的自由 (freedom to smoke) ，卻剝奪了非煙民食客遠離二手煙、患肺病的自由 (freedom from second-hand smoke and diseases) ；美國人有擁有槍械的自由 (freedom to own guns) ，卻使槍支泛濫，危害社會治安 (freedom from gun violence)…身在全球最安全城市的香港人也許難以想像原來高犯罪率也會影響到個人自由：以我到訪的華盛頓為例，人均謀殺案數字竟高達香港70倍；又如倫敦，每日有多達100宗搶劫和250宗爆竊案，在這些城市，你還可無拘無束到處閒逛嗎？還敢在夜間叫兒子幫忙到便利店買杯麵？身為一個普通市民，它們真的比香港自由？
其實與傳統基金會會面對我來說恍如朝聖一樣，因為我曾親身見證它所提倡自由市場思想的威力。我在英國求學時期適逢戴卓爾夫人上台，她剛上任時的英國已由日不落帝國變成日落國：民主選舉卻選了社會主義的政黨當權，失業率高企、稅務繁重，工人常常罷工，慣於受政府補貼的英國公司缺乏競爭力，公路上拋錨的車全是英國車！工會的牙力始終鬥不過全球競爭，保護主義的結果是大公司連年虧損、倒閉…
戴卓爾夫人政府卻透過經濟自由化政策將這形勢180度轉變，英國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享受了相對繁榮的20年。傳統基金會更特別頒獎給戴卓爾夫人，以表揚其重大貢獻。我在英國的時候目睹一個經濟殘廢、國民徹底失望的地方重拾朝氣，其實這改變也是建基於自由市場的信念：人民自食其力、讓成功者獲得公平回報，不提供太多福利，讓人民對自己的生活重新負起責任。
我絕對相信在170年歷史貫徹自由經濟、貿易精神的香港，大部分市民仍覺得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會輕易靠別人打救，也不會貿然要求政府賑濟——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福利主義的昂貴後果已在歐洲上演。當然，政府要透過教育制度等使市民不論貧富皆可公平競爭，在同一起跑線各展所長；也要做到富同理心的社會 (compassionate society)，幫助那些被命運遺忘的不幸一群，但一定限於真正有需要的人 (only help those who need help)。下星期繼續和大家說說在美國的所見所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