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牛、義烏、我們的普選路（五）

（刊於2015年5月11日的AM730）

政府早前公布政改方案，一如所料，各方繼續「企硬」，各自表述。反對者指普選方案並不符合「國際標準」，堅決反對。但成功之路向來獨特、無法複製；若拾人牙慧，就不切實際。筆者希望提供較廣闊的角度（wider perspectives），說明成功的路——就像很多香港及全球的成功故事，都是獨特、史無前例而沒有跟國際「指示牌」行出來的。

新加坡便是一例。早前，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與世長辭。一代歷史巨人殞落，令人惋惜之餘，作為亞洲人，我們亦為這位難得的領袖而自豪。新加坡的成就無庸置疑，但李光耀先生的「威權統治」，打壓政敵，也限制表達自由。不過，若李先生今天仍健在並年輕30年，筆者相信九成以上的新加坡人都會支持他再做總理。有泛民議員指「西方民主就是自由、文明、公平」——新加坡絕非西方民主制度的典範，但人民生活水平，包括組屋，比其民選鄰居如印度、印尼、菲律賓都高。做實事，為民生，最終得到全民認同欽佩，是否只有「國際標準」的路才能做到﹖教科書（textbook）外的選擇，是否可以走得更遠更好、更全面、更徹底﹖是否只有某一套普選理論和道路才可上天堂﹖這聽起來又是否有點原教旨主義的信仰或法西斯主義——只有你的一套才對，其他任何一套都會死人、下地獄﹖

李先生逝世也在港掀起一陣抑己揚人之風。多有論者比較星港成就，慨嘆香港近年遠遠落後。一時間，似乎港人巴不得李光耀是香港「國父」。但其實從無到有、到好、到最好，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故事，我們實倍數拋離新加坡﹗40年代末，香港剛捱過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當時香港近100%的經濟和就業都靠轉口(entrepot)貿易，偏偏踏入50年代爆發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香港無船出入，令全民失業。當時英國飽受二戰之苦，百廢待舉，遑論救濟遠在南洋的小小殖民地香港。

山窮水盡疑無路，但港人憑着智慧、靈活、努力不懈的獅子山精神，轉型輕工業。1950年李嘉誠先生創立長江塑膠廠，到1958年營業額達1000萬，賺到第一桶金，轉型地產業務，後來躍升成全球華人首富。到80年代，彈丸之地的香港甚至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出口地，亦造就了廣東省工業崛起，令廣東省成為最外向、出口最多、最富有的省份，也造就深圳經濟特區。新加坡能影響的主要只有國內，但香港不理任何制肘逆境，走着獨特的成功路，不但影響自己，更影響全省全國。

新加坡捱過二戰，靠李光耀先生有頭腦、有遠見、有策略的精英團隊，為國民劃出道路，帶領國民前進，固然難能可貴；但香港捱過二戰、內戰、韓戰的三戰之苦，一直都是自己靠自己，不用依賴港督的英明領導；若新加坡有一個李光耀，香港就有700萬個小小李光耀，即使英治時沒有民主制度，自己也能自動走位，有如用之不盡、源源不絕的分子（molecule），為家人及香港創造更好的將來！

慢牛、義烏、我們的普選路（四）

（刊於2015年5月11日的AM730）

提起「一國」，自然有無限的陰謀論，不理客觀事實、未審先判的觀點。但我們讓事實說話：回歸時香港GDP是中國的20%，如今只不足3%，預測10年後更只是0.5%。以7%增長計，屆時中國經濟增長便等於每年新增14個香港。作為中國「零頭中的零頭」，如不是「一國」，只市儈地「在商言商」，其實中國實無需照顧香港。但中港一家，而家人就不會計較得失，才有照顧香港的滬港通及一周一行等政策。這不是誰「明益」誰的問題：好比生兒育女，無論他最後高中狀元還是名不見經傳，你都會用心栽培。

故此，借習近平主席的話，中港是「命運共同體」，生死與共，榮辱同存。國家讓內地企業在港上市，間接把國內的資本、人民的財產放在香港，某程度等於把13億人的命運放在700萬港人手中。明此理者自會明白，政府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合法合情合理，不存在中央要欺騙港人。相反，若我們的未來，讓一群不理客觀事實、不做功課，空談口號，只談政治不談民生，又不了解一國在過去20年以至未來對香港的重要性的人掌舵，實難令人安心。

中港淵源深遠、密不可分是客觀事實，但很多人未必了解箇中重要性。回顧歷史，二次大戰後，中國爆發國共內戰，大量國民為躲避戰火南來香港，令香港人口在1945年至51年短短6年間由60萬大增3倍至240萬。之後50年代韓戰，6、70年代文革及其後的越南難民又為香港帶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多次的政經衝擊和移民，沒有令社會秩序崩潰，反而孕育出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真正獅子山精神。自佔領行動以降，社會都談核心價值。但核心價值不是一時三刻就出現的，當大家把民主、公義等道德高地掛在口邊時，有否想過，其實早已植根香港大半個世紀的「核心價值」，正是廣納百川的包容心態？由何時起，我們由「四海皆兄弟，完全無問題」的東方之珠變成謾罵遊客的排外之都？

有人說這不足為患，因為香港是文明社會，只是有一批「沉默大多數」(silent majority)。對我而言，文明社會和沉默大多數是互不相容(mutually exclusive)的。主流民意應是最響亮的，否則最大聲的黨派、最出格的行為、最能搶佔媒體篇幅的動作，就變成主流。而真正的主流民意又不挺身而出，便是默許甚至縱容極端聲音。例如當大家拖着行李箱上街，都恨不得貼上「我是港人」時，這種恐懼便是我們承認和默許歧視非港人的鐵證。而當「沉默大多數」心知肚明這是歪事，卻默不作聲，便是鼓勵不文明少數佔領香港﹗如此水準的我們，又有何資格批評內地人缺乏同情心、各家自掃門前雪，見人發生車禍都不幫忙呢？到最後，有一天我們拖着行李箱被人踢，也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政改議題上，到底我們是像青島啤酒般先行第一步，還是任由那些只專注在文明社會必要但不充份條件、把事情政治化、專門拉布的人「代表」我們，而我們又不作聲？

慢牛、義烏、我們的普選路（三）

（刊於2015年5月5日的AM730）

上週講到青島啤酒、中移動和北控來港上市。當時，如沒香港這取信全球的平台，國企在國內外都難以集資。但越來越多國企在港上市，投資者的信心亦越大，所以連超大型國有銀行亦開始南來，我們亦成了全球的「上市之都」。


中銀(香港)2002年上市，為當時深受呆壞帳困擾的銀行帶來資金，還把風險管理、企業管治帶進內地；沒有這些，便不會有今天的融資融劵。同年內地更推出QFII；2007年實施QDII。到2014年的滬港通，青島啤酒上市已21年。如22年前金融市場像今天議員般，一天未有完美的兩地股市融合制度，便連第一步都不踏出，那麼等到青島啤酒過期都未能上市；至於3G、4G上網在內地只是癡人說夢，遑論淘寶、小米等港人今天都用的服務和產品。

人們對新事物總是半信半疑。當青島啤酒上市，你可能覺得她市值小，不用理會；但當北京的投資公司來港，你會多加研究；到中移動上市，你不能不密切留意。今天全球十大銀行幾乎一半都是在港上市的中資行，國際認受性無庸置疑。原本外人接觸不到、明白不了的中國業務，變成研究報告的數字，透過香港金漆招牌推介，投資者把資金投到這些他們原本毫無概念的資產上；國際社會亦慢慢理解、接受、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牟利機構。香港這個超級聯繫人使中港金融市場的形勢、機會、回報、風險改變，這就是循序漸進的威力。如今，同樣的中港主角在政改舞台上重現，筆者相信「中港+一國+循序漸進」推進金融市場超英趕美的故事，一樣可在政改舞台做到大團圓結局。

議員時常要求時間表、路線圖，但循序漸進並非為推卸找藉口。由青島啤酒到滬港通亦無時間表、路線圖，只有一國、一家互相照顧扶持、向好向善之心，摸着石頭過河，卻創出人人受惠的成果。其實李嘉誠、馬雲、蓋茨、喬布斯的成功，亦無時間表、路線圖，而是他們的上進心和把握機遇的結果。慢慢演進總比革命性轉變來得好，正如「慢牛」總比「快牛」持續；而先有成果再向前向高走下一步，市民信心及政策認受性亦會更高。一國及循序漸進令擁有強積金戶口的港人受惠，亦為庫房帶來印花稅收，可用於醫院、安老院等支援老弱傷殘——即使未有普選，文明社會這朵花已有水源灌溉。

又打個比喻，我們想騎單車到達文明社會，而路途遙遠，一定要小心平衡。但要在靜止的單車上平衡難比登天，而陀螺理論(gyroscope theory)告訴我們，當單車開始前進，向前的慣性(inertia)越大，單車便越穩，負載能力也越高。若要推動政改這部單車前行，有一人一票的動力後，政府認受性提高，要凝聚共識更易，日後再優化選舉制度亦更輕鬆。相反，不先把單車推動，港人哪裡都不用去。只要有向好向善之心，加上按基本法辦事的一國支持下，我們不可能開倒車——正如香港股票市場發展，都是先踏出第一步，再慢慢改良，但我們從未倒退。